学人小传

　　张柏然（1943—2017），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英语语言文学界资深学者、著名英汉翻译理论家、双语辞书编纂家，1943年出生于江苏武进，196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并留校任教，此后曾任职于泰州红旗农场、连云港陇东中学、连云港市教育局，1976年调回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翻译协会会长、南京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教研室主任、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张柏然先生学术造诣高深，在构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英汉双语词典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均有很高建树和重要贡献。他主编的《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开创了我国语料库辞书编纂的先河，被誉为“中国的‘牛津’和‘朗文’”，影响深远。《新时代英汉大词典》曾获江苏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语言学类）二等奖、中国出版集团优秀辞书奖等。他热爱教育事业，专业功底深厚，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突出，深受学生爱戴，曾被评为南京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和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导师，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英语专业人才。

　　东方神采

　　近代以来，翻译作为中西文化对话的载体与表现形式，成为中国引进西方现代文化与文明观念的最便捷途径，它将西方近代学术上的各种新成果带入了中国。经过西学洗礼，中国学界对于世界、历史发展、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界万事的看法都有了巨大改变。

　　其间，一种以西方文化为价值取向标准的思维方式，在学界悄然建立起来。有学者指出，20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试图用西方的理论、概念、模型来解释中国。与此同时，西方译学观念及其话语体系大量涌入我国译学界，在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提供新视角、带来新启示、开阔新思路的同时中，这些观念及话语在很多研究者心中，逐渐被奉为最高的学理依据，被拿来分析、研究中国翻译现象，“借鉴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直接挪用或移植。这种趋势几乎造成中国翻译学的“失语”。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下，张柏然教授明确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在当时的国内翻译界，这一主张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洋溢着卓越的思想前瞻性——

　　作为一个现代大国，中国是不是要在翻译理论建设上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翻译学学术话语体系，这是翻译界的一大时代课题，值得我们深而思之的。

　　中西融通应该首先把中西译论的相似点、相近点找出来，加以比较、沟通，然后形成互补局面。中西译论只能是相似、相通，而不能是相同。如果我们把这些方面找出来，形成互补，就达到一种交融的境界。

　　要使我们的翻译理论体系具有中国的优势，必须重视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智慧，要养成我们中国式的人文情怀、文化姿态和叙事方式，直接进入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体验和思辨出具有自己文化专利权的原理、原则。然后对东西方的原理、原则进行互相参照，互相贯通，相同的东西通之，不相同的东西比较之，在参证比较中得出更加深层次的结论。

　　重建中国译论，至少有这么几条道路可以探索。第一，以现代观念去整理中国的译论遗产，探究中国译论的现代价值与意义。第二，以创造性思维对西方译论流派进行变异，在世界译论流派史上刻上中国的名字。第三，以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去整合西方片面精确的译论，使之在更高的文化层次上得以整合与优化。

　　建立中国翻译学，我们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从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现实出发，从汉-外、外-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实际情况出发，描写翻译实践过程，展开翻译理论研究。

　　——摘自张柏然著《译学研究叩问录》

　　世纪之交，张柏然教授始终坚持向内用力，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智慧中寻找新时期翻译学的学术生长点。他联合境内外一批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在《光明日报》、香港《文汇报》和世界顶尖翻译学理论杂志META上发文，倡导在多样性的世界文化中发展中国译学研究，清晰描绘出中国翻译学的建构路径——对一些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翻译学经典进行现代性的“还原释读”，从其文化精神的内核中，迸发出具有中国现代特色的译学理论，同时对极其丰富复杂的中国翻译现象进行系统搜集、整理、考订和理论把握，即“现象统观”，从而建立起一种具有东方神采的“感悟翻译哲学”，在西方译论走向形式科学的同时，促使中国译论走向生命科学，创立一种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的“文化——生命翻译诗学”。他明确指出，翻译的本土经验，尤其是民族审美经验应该受到重视，这是翻译学“主体性”的立身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