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简牍、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等新材料的大量公布、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出土文献的重要性,但也感受到了出土文献给传统观点带来的冲击。如何看待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带给我们的不同认识,这其实和史料提供者的眼光、角度以及我们的判断有很大关系。循此而论,很多历史的常识也会随着学术的进展得到更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历史研究就是对历史常识的无穷追问,藉此走出历史给我们布下的迷宫,一步步逼近历史真相。
关键词:思想;学术;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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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简牍、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等新材料的大量公布、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出土文献的重要性,但也感受到了出土文献给传统观点带来的冲击。如何看待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带给我们的不同认识,这其实和史料提供者的眼光、角度以及我们的判断有很大关系。循此而论,很多历史的常识也会随着学术的进展得到更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历史研究就是对历史常识的无穷追问,藉此走出历史给我们布下的迷宫,一步步逼近历史真相。
1978年,一场划时代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掀起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高潮,亦打开了改革开放的总阀门。40年改革开放奠基和锤炼推进着中国思想学术的进步,也渐次迂回影响着每一个人。而今改革开放步入“不惑”之年,是否果然不惑?诚如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沈湘平所言,“40岁前我理解‘不惑’就是没有疑惑,年过40后感觉‘不惑’应该是40岁后就不再以有疑惑为疑惑了。改革开放40年正经历这个阶段, 40年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但仍需要认真反思和研究值得改进的地方,由此才有可能让改革开放从1.0时代走向2.0时代。”
正是基于此,继去年先后举办“名家圆桌:思想与学术40年”学术论坛老一代和中年一代专场后,日前,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再次开展名家圆桌之“思想与学术40年”青年专场,集结了王轶、王庆丰、陆铭、蓝江、孙亮、刘悦笛、张荣强、佟德志、倪玉平、张大伟、吴冠军、李海青、朱承、吴玉军等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吉林、天津等全国多所院校的知名青年学者。这些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70后”“80后”新生代,是改革开放受益者,也是40年思想与学术发展的亲历者和创造者,已经迈向中国思想学术的舞台中央,代表和引领着中国思想学术的未来方向。以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新闻出版等多领域多学科不同视角,或致广大,或尽精微,碰撞思想,分享智慧,反思过往,触摸未来,正青春的他们以一代学人独特的思考,期待助力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
迎接和开创一个思想重于学术的时代
改革开放40年,无疑也是思想与学术此消彼涨,砥砺前行的40年。20世纪90年代,著名思想家李泽厚曾以“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道破彼时的学术“时尚”,深刻总结了中国社会精神和人文学术思想进程特质,而这种学术转向也不啻成为改革开放40年中近二三十年的时代价值特征。而今,新时代思想与学术重整行装再出发,又该有怎么样的价值取向?
“在思想与学术之间可否多做点多点思想的学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国际美学协会执委刘悦笛开宗明义如是发问。在他看来,当下学界到底要做有思想的学术还是做有学术的思想,兹事体大,尤须慎思。刘悦笛认为,思想和学术是人类智慧的两个基本倾向。思想重创造,学术重累积,尽管二者不可分,但其间形成了一种张力结构,关系复杂。思想要有累积和传承,所以才会有思想的派系,如儒分为八;学术也需要创造创新,如新材料的发现,学术范式的转换等。刘悦笛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思想压倒学术,甚至“一个大学宿舍里一夜间就可能生灭几种思想体系”,到新世纪在全球化脚步中,近30年来确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李泽厚老师此言其实不完全是描述性判断,其中有种价值诉求,即学术要有思想。思想和学术之争谁优谁劣?短期看可能思想胜,长期看可能学术胜,学术一定有对错,思想未必如此。但学术对思想一定有支撑作用,学术浅思想就会浅,正如牟宗三的成就是建立在他阐释康德基础上,把康德阐释得有多深,尽管有很大偏离也决定了他阐释儒家有多深。”
以自己近年来的学术转向出发,刘悦笛透露之所以从美学回到哲学和中国思想,并从西方回到中国,倡导与当下美好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美学,是因为越是深入西方越更加意识到做一种中国人自己的哲学的重要性。“多点思想的学术”在他这里便是返本开新,笃志以中国生活世界活生生的经验作为根基,在中国“一个世界”而非西方“两个世界”基础上,以“情理交融”为思想内核,建构出一套中国性的“情本哲学”或从儒学角度可以称为“情本儒学”。
“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这是近二三十年来知识界的总体描述甚至业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正向追求。如果这种追求是针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普遍宏阔、动辄启蒙的思想特点而言,无疑是有进步意义。但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如今已经进入一个普遍注重学术,甚至是唯学术化的时代——尽管学术水平还经常遭人诟病,在学术与思想相对的意义上,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思想。”沈湘平认为,谈到思想与学术40年,更多的应该是展望未来,不仅要迎接和开创一个思想重于学术的时代,进一步创造思想解放的条件,并且要学会成熟理性地进行思想表达。他还进一步分析当今时代更需要思想的三个原因。首先,当今的学术,特别是哲学研究,日益呈现出窄域化、知识化、技术化、碎片化,日益背离了思想,尤其是哲学的本身规定性,缺乏对时代大问题真正的总体性思考。“未来数十年中国在世界中何以自处?其思想理论根据又是什么?这些问题越来越没有体现在我们学术和思想中。很少有人去做彻底深层反思,尤其是号称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是否还在等着做‘黄昏的猫头鹰’,甚至和凡俗世界一样在张着嘴等着‘科学的烤松鸡’和政治的‘原料包’?这是一个大问题。真正的哲学应该如马克思所身体力行的那样,‘双刃’地对待现实和理论,以思想把握时代、透视未来,做‘高卢雄鸡’,发时代先声,引领和塑造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