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有着丰富的天文实践和天象观测记录,由此总结了大量的天文学知识。比如,《诗经》中有大量关于天象的诗句,《左传》中有世界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历代官修史书中,无不记载着大量的天文现象,当代国内的天文史研究者对其进行整理,其中记录了太阳黑子、陨石、日月食、彗星、超新星等天象。

　　这样的史实使我们引以为傲,但是同西方天文学的发展历程对比,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传统的天文学没有借助这些丰富的记录和历法上的进步,发展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学?这个问题,可以看成是“李约瑟难题”在天文学方面的具体化。笔者试图分析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关注对象和特征,揭示其背后的思想基础,即“天人感应”的思想。正是这种从商周时代就存在的思想,使得中国天文学无法越过“经验阶段”,发展出科学的天文学。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关注重点

　　从现有文献来看,“天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传》之中,《贲·彖传》有“观乎天文,以查时变”;《系辞》中也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说法。在《淮南子·天文》中,东汉高诱注释“天文”为:“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三国时期易学家虞翻解释“天文”为“日月星辰”。可见,天象是“天文”一词的最初含义。由于古人认为天象预示着人间的吉凶祸福,由此,“天文”一词也有了观察天象、预测吉凶祸福的含义。

　　既然天文观测要预测人间的吉凶祸福,那就要寻找上天的规律。这种规律就是“天道”。然而虚无缥缈的天道,实在难以寻求。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东汉末年大儒郑玄在《论语注》中解释此处的“天道”为“七政变动之占也”。“天道”就是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和日月变动所展现出的征兆。

　　君主、大臣们往往就“天道”的问题请教于精通此术的官员。如《左传·昭公十一年》中记载:春秋时期,周景王就问大夫苌弘如今这些诸侯的吉凶。苌弘的预测基于天象的变化:鲁襄公十三年岁星(木星)运行到了豕韦(二十八宿中的室宿),这一年蔡侯弑君自立,现在岁星再次回到了豕韦,预示着蔡侯将不会活过今年。楚国将会占领蔡国,但是楚国也在积累自身的罪恶,当岁星运行到大梁的时候,蔡国将复国,楚国将不吉利。这样的变化,就是天道。而蔡侯果然在这一年被楚国人杀死,蔡国灭亡。而昭公十三年,楚国内乱,楚灵王被杀,蔡国复国。

　　这样过于准确的占星预测,也许是后人附会的,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君主和士大夫阶层共通的行为方式:面对人世的变化,要反观上天,从天象的变动中窥测吉凶。上天的意志,就可以从天象中窥测出来,这就是天文在古代中国受重视的原因。

　　这种根据天象预测吉凶的“天文学”,实际就是“星占学”(astrology),而非现代所说的“天文学”(astronomy)。星占学家在预测吉凶时,势必从事现代天文学领域的观测推算等工作。

　　“天人感应”思想下的古代天文学

　　古人以“天”作为中介,赋予事物以联系,正是“天”使得世间的经验有了深层次的意义。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说:“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他对于天象和人世的对应关系总结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

　　天人感应的思想影响着整个中国古代的天文学,而历代君主和士大夫阶层基本都持有这一思想。君主借助天上星宿的变化,来证明自己权力的正当性;而士大夫阶层则往往借助天变来警示、告诫君主,要端正自己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