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二战”后曾盛极一时的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研究为主旨的发展社会学开始面临严重的危机。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集中地表达了对这一分支学科的不满，诸如研究模式宏大、缺少经验性、以欧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经验为前提预设，导致发展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具有较为明显的封闭性等。而从功能研究的角度看，作为以发展为对象的学科，无论是事前预测还是事后解释，都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种激烈的批评均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发展社会学的“模式研究”，认为无论是模式研究本身，还是依托于模式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框架，都因其理论体系过于宏大而缺少聚焦，难以对非西方国家的发展现象给出深刻的解说，从而使学科陷入整体无力的状态。但吊诡的是，几乎在发展社会学走向衰微的同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社会性的流失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现实社会的剧变实际上已向发展社会学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因此，如何改善发展社会学的模式研究和理论界说，更新学科的研究内容及形态，形成新的突破点，以回应时代的挑战和需求，切实推进发展社会学获得新的发展，成为发展社会学学科发展和转换的关键。

　　我们似乎可以为发展社会学的“新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发展建议，其核心主张可以表述为：通过由“发展模式”向“发展模式层级体系”的转变，使得发展社会学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获得更为坚实的支撑。

　　增强研究的经验性

　　就发展模式完整意义上的经验性而言，除了以国家为单元的发展模式之外，还应对个体行动者对发展的体验和经验、地域社会发展的经验，努力加以提炼概括。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处于成长发轫期的发展社会学主要将目光投向以国家或地区为单元的宏观层面的发展战略，与发展中的个体行动者几乎毫无关联。这与发展主义背景下“整体发展观”的理论预设直接相关联。在这种理论看来，只要整体获得了发展，其内部的个体就会自然受益。对个体行动者的忽略，导致所有的发展很容易变得与现实无关联，从而沦为一种幻象式的发展。而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实质上应该建立在每个个体真实体验和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这是新发展主义思潮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为此，我们在评估发展的过程中，有理由发出追问：“发展是什么？究竟为谁或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在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对弱势群体（如原住民和女性）的影响又如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对这种偏离真实的历史和“行动主体”的发展提出批判，因为在这些先验的理论导引下发展的进程业已偏离了真实的社会世界。

　　与个体行动者对发展的体验和经验相比，地域社会的经验性虽然有些宏大，但其在对发展模式的经验性和实证性承载的问题上却是真实的，因为基于地域经验基础之上的发展模式具有鲜明的本土性和地方性。通过对微观个体行动者、中观地域社会以及以国家为单元的发展模式体系的研究，可以提高发展模式研究的经验性，建立起发展社会学与本土社会之间的实质性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