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同的地方社会拥有不同的小传统和特殊性，因而导致思想家或哲学家思想在向下层或帝国的周边导入的过程中产生了多元的版本或面相。可以预见，未来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将为社会思想史研究提供重要的支持，助其获得更为丰富的理论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体系经历了一个重建过程，任务主要有二：一是大量引进移译西方学术名著及其学科话语体系，努力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化；二是深入挖掘本土知识和思想资源，为社会科学提供有益的本土思想支持。但上述两个任务的展开并非同步，而是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时间差”，同时相对于醉心西学的取向而言，对本土思想的热情有些低落。

　　在社会学得以恢复和重建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以挖掘本土思想为旨志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业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但中国社会思想研究远未跟上社会学学科快速发展的步履，因此，新时期如何拓展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界限”，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经典思想并非社会思想全部

　　在以往的中国社会思想研究中，其内容基本上由精英与经典思想构成。“他们的思想是思想世界的精华，思想的精华进入了社会，不仅支配着政治，而且实实在在地支配着生活。”但问题在于，精英和经典的社会思想并非是社会思想的全部，也未必在整体生活世界中起着完全支配性的作用。故多数学者主张，应兼顾中国社会思想研究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尤其应补上民间思想这一课。

　　近年来，学界对于民间社会思想研究的特殊价值，似乎已取得了高度的共识，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未见明显的进展和成效，其所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1）对民间思想的具体表现形态认识模糊，虽然有学者通过对谚语、民间故事、书信、口述资料等的发掘，业已展示出民间思想的某些表现形态，但资料短缺、缺乏系统，亦未形成一个连续的展示和表达；（2）民间思想与经典思想虽然存在差异，但却处于同一体系之内，如何揭示三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是深入理解民间思想的关键。

　　“田野的思想史”的方法取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思想史研究主要集中于经典文本阐释，通过文本生产知识，相对远离生活世界，而社会思想史研究领域中“民间思想”研究的兴起，呼唤着研究方法的创新。哲学家或思想家的思想不仅保留在他们的著作里，同样保留在民间日常行为、仪式、信仰和观念中。而且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思想存在着多个版本的“地方化叙事”。由于不同的地方社会拥有不同的小传统和特殊性，因而导致思想家或哲学家思想在向下层或帝国的周边导入的过程中产生了多元的版本或面相。比较这些不同版本，以及将地方文化实践版本跟原著之间进行比较，有助于更深刻和全面地理解精英思想在民间社会传播的机制。例如，中国北方和东南方在宗族的组织结构、形态和功能方面有着很大差异性：北方宗族主要存在于理念之中，宗族的表象特征不完备且不明显，而东南社会却有着发达的宗族组织、祠堂、族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学对地方社会的适应。即使同受朱熹影响的江西、福建，甚至台湾，其宗族形态也不尽一致。可以预见，未来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将为社会思想史研究提供重要的支持，助其获得更为丰富的理论成果。

　　由 “思想述评”到“思想命题”的抽象概括

　　近年来，学术界在总结中国社会思想史难以融入社会学研究体系之中的原因时，提出应注意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资源中提炼、抽象、概括出一些基本命题，以加深对中国社会的理解认识，这实际上是从理论、视域拓展社会思想研究的界限。如钱穆在《中国思想史通俗讲话》中即选择 “道、理”，“性、命”，“德、行”，“气、运”为关键词，表现出其对中国思想的独到理解。在此研究领域中，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和中国历史学家刘泽华贡献较大。如沟口雄三通过对 “天”、“理”、“自然”、“公”、“私”等核心概念的解读，对中国传统社会做出颇具新意的解释。而一直致力于将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刘泽华，对“公”、“私”等概念也颇感兴趣，他认为公、私问题是中国历史过程全局性的问题之一，它关系着社会关系和结构的整合，关系着国家、君主、社会、个人之间关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关系着社会意识形态的规范和社会道德与价值体系的核心等重大问题。上述研究在深化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同时，也为中国社会学研究范围的拓展给出了启示。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