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数民国学坛的恩恩怨怨,只要彼此能谨守基本论说规范,不做有意人身攻击,则双方的争执便会止于“公议”,而不会滑入“私斗”甚或谩骂的渊潭。

　　1908年的一天,日后的新文化旗手陈独秀来到日本东京民报社,拜见“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这时,正值章的弟子黄侃、钱玄同在座,听到有客人来,他们就移步隔壁房间。不过仅隔两扇纸拉门,故主客的谈话还是可以听得一清二楚。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段玉裁、戴震等人,多出于安徽、江苏两省。后来,话题不知怎么一转,陈氏忽然提到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章也敷衍道:“是啊,没有什么人。”这时,隔壁的黄侃忍不住了,径直大喊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一听,都非常扫兴。无巧不成书的是,黄侃民国后曾在北京大学文学门当教授。1917年,陈独秀受校长蔡元培之邀,也来北大出任文科学长。陈以北大为阵地,主办《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黄侃也不甘示弱,主办《国故》月刊,企图与《新青年》相抗衡。陈、黄二人之间的恩怨便由个人误会转化为理念之争,愈发激烈。

　　其实黄侃同陈独秀的恩怨还不算什么,新文化运动时期,被黄氏骂得最惨、取笑最多的当属年纪轻轻便“暴得大名”的胡适。胡和黄同在北大任教,但两人分属新旧阵营,素不相能。黄每次见到胡,总要嘲讽、奚落一番。胡知道他平日好发“疯”,且比自己年长,属于学界前辈,于是每每谦让。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不解甚意,问何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不应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听闻此语,胡适啼笑皆非。对于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黄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反对,一有机会便提出来大骂。

　　平心而论,黄侃站在老派立场上反对胡适等人的新文化主张,出言不可谓不恶毒,大都是些村夫骂座的路数,着实有损其学术大家的形象。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黄的这般举动倒也颇能体现他真性情、无城府的一面,也算是一名“另类君子”吧。二十多年后,1946年清华大学校庆时,校方特邀胡适讲话。胡适谈到他与清华大学的关系,有一年,清华请他当校长,他回了个电报,说:“干不了,谢谢!”他解释说:“我提倡白话文,有人反对,理由之一是打电报费钱。诸位看,用白话,五个字不也成了吗?”在场的同学们都笑了。可知所谓“黄胡之争”,更多意义上由学术理念分歧而起,故不牵涉个人恩怨,胡适事后如此调侃,想必心中早已释怀。

　　当然,亦有令胡适耿耿于怀的。同是曾游历西方多年的辜鸿铭,与胡学术立场迥然有别,总不忘在各种场合大揭对方语言底子薄弱的底牌,以期打击对手的气焰。他时常说:“胡适之,那个懂点美国‘通俗英语’的人,居然能当上北大英文系主任,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也!……连希腊文和德文都不懂,竟敢有脸在大学讲坛上大侃西方哲学,这个胡适博士简直把学生当猴耍!”

　　屡被戳及痛处,胡自不甘示弱,便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指出辜的言行举止并非留恋前清,而是哗众取宠:“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当初辜鸿铭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戴着假发结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