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进学界,大家都想做一名安静的读书人；但成名之后,就注定要被各种群体与局势所裹挟了。

　　20世纪30年代初,北平学界流传着这么一句略显戏谑的话,“北平城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此言虽属笑谈,但却颇中彼时学坛实情:胡适成名既久,信众甚多,人们往往竭力攀援,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为荣；傅斯年留学归来后大刀阔斧进行现代学术创建与转型,四处招兵买马,势力陡然暴增；顾颉刚则以疑古闻名于世,且其人爱才惜才,故追随者亦多。傅、顾出自胡适门下,三人本为一脉,不分轩轾,共肩新文化之重任,然随着各自研究之深入及江湖地位之确立,又互有领地,隐呈三足鼎立之势。

　　贵为“老板”,三位学界大佬招揽“员工”的风格各有千秋。大致说来,胡适“凭名诱人”,傅斯年“借势挖人”,顾颉刚“以情动人”。不过平日素来谦和低调的顾氏始终不认可“顾老板”之说。“从形式上看,各拥有一班人马,好像是势均力敌的三派。其实,胡适是北大文学院长,他握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当然有力量网罗许多人；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一手抓住美庚款,一手抓住英庚款,可以为所欲为。我呢,只是燕大教授,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除了自己薪金外没有钱,我这个老板是没有一点经济基础的”。顾氏深知,名重谤亦随,江湖多是非,盛誉之下,龃龉丛生。故而大佬看上去很美,做起来太难,常常让人感到烦恼、为难甚或忧伤。

　　傅斯年的烦恼很简单,就是总感觉挖不到足够的优质读书种子,故而看到别人膝下千里马常有,不免心生羡慕嫉妒恨。一次傅斯年酸溜溜地挖苦顾颉刚:“哪一个青年只要同颉刚一接近,就封了‘一字平天王’了!”顾迅即反驳道:“倒没有这样容易。凡是和我接近的青年,我时时逼他们工作,必须肯工作、能工作的人才有封王的希望呢”。他这般极力避嫌,实是为了躲开他人之妒忌。因其渐已感到,十余年来,与学生交往愈笃,愈容易刺激一班同事的红眼病,认为他要利用青年结合党徒。甚至有些学问、地位高过顾氏之人,也来凑热闹,生怕顾抢走自己的领袖位置。因而顾氏觉得此情形实在莫名其妙,“不少师友以为我有个人野心,想做‘学阀’来和别人唱对台戏,于是对我侧目而视,我成了众矢之的。”

　　作为已被尊为学界重镇的胡适,如何平衡弟子间的关系,怎样拿捏其间的分寸,都让他甚是为难。顾颉刚有一爱徒名叫何定生,个性比较强,且十分推崇恩师。1929年,何氏编著出版了一本题为《关于胡适之与顾颉刚》的薄册子,公开辩驳胡适的学术主张,极力推崇乃师的治学路径,认为“顾颉刚不是造一本《古史辨》,便唬倒了许多大人君子,圣人之徒么!传统思想且因为他的新贡献而根本动摇,此不是很光荣的一道新的亮光,不是很威猛的一种新的力量!适之先生说方法跟材料而死,这何尝会死!适之先生说,‘于人生有什么利益’,这不是于思想上辟了新纪元!论方法这不是由于会用‘假设’,会‘创造’证据?”何书明显贬胡褒顾,爱师心切,但不啻捅下了天大的篓子。此书一经付梓,马上招致京沪学界一片哗然,不少人纷纷猜测此事背后乃顾颉刚私下授意所为,旨在与老师争头把交椅。此时处于漩涡之中的胡适,一来事情原委尚未明晰,不便表态；二来数年来顾颉刚发展势头甚猛,多少危及自己学术地位,胡虽欣慰,亦难免有青出于蓝而完全遮蔽蓝的担心；三来即使顾氏有意挑战叫板,为了维护自己儒雅形象,胡也不能轻易应战。故进也不是,退也不能,着实左右为难。好在顾颉刚及时道歉,“见之大骇,恐小人藉此挑拨,或造谣言,即请朴社停止发行,且函告适之先生,请其勿疑及我。”而对于何定生,顾氏更是严加训斥,大有逐出师门之意,“现在我觉得我们之间只有两条路可走:1.我给你盘费,请你回去。从此以后,你如何捧我或如何骂我,我都不管；2.你在北平,生计由你自己设法,不要来问我。我和你维持极简单的友谊,彼此不要相批评。”可见此事对顾氏伤害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