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体制化让“公器”成为“饭碗”,志业变为职业。如何消解其弊端,仍有待学人破解。

　　1926年,已赴厦门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在致恩师胡适的私信中对自己目下之处境大倒苦水:“到了厦大以后,为组织研究院,学术会议,事务会议,天天开。我受职务的规定,不得不天天到,费去许多可以做研究工作的时间,已不堪其恨。但心想既是‘为贫’而且看金钱面上牺牲了吧”。《论语》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传统读书人治学的目的在于自我完善与实现,大有些“为学术而学术”的意味。当年顾氏亦是怀揣此等宏愿,从苏州北上京师,立志“从此做一个北京人,一生不干别的事,专研究历史”。并且他信誓旦旦地认为,“我的学问的发展,并不在薪水和地位上,也不在主任的信任上,我只要有空闲,只要有一征求材料和发表论文的机关”,便可谓足矣。然而理想非常丰满,现实出奇骨感。因北大欠薪过多,顾氏被迫南下厦门,然此地亦不适宜治学,于是次年4月,他又到中山大学执教。

　　不过中大的日子似乎也不妙。这在其日记中多有反映。一来会多。顾氏素来不善于处理庶务,一次他“出席教务会议两小时,既未发一言,而所听之话亦不能入耳。办事与为学毕竟两途,予为生计所迫竟兼而有之,奈何!”二来课重。工作不及一载,顾之健康已频频出现状况,一天“晨起,陡觉身体疲软无力,心悸不止,盖予太不休息,心脏病又作矣。予作事太卖力,现在每星期须发八十页讲义,连抄点带预备,费时既多,上课又增至十八小时,宜其然也。”既然栖身此处,拿人薪水,必当承担相关义务,只是顾终究难以安之若素,禁不住屡次向胡适吐槽,“自从回粤之后,功课事务纷至沓来,也没有做成一篇研究文字。去年还有两册笔记,今年竟无一字了”。

　　顾氏之处境绝非个案,此在民国学坛颇有普遍性。无论北大、厦大,还是中大,皆是现代学术体制下的产物与载体。毋庸置疑,学术体制化为现代学术研究发展之基本趋势,它的实现需要一套刚性的规范加以贯彻,建章立制的同时,学者自身的研究也因之受到限制甚至是规训。往昔依凭个人兴趣而展开的研究,逐渐被计划性或引导性的制度所取代,这势必于一定程度上导致志业与职业之间的紧张甚或分离。

　　现在学术体制对于研究的裨益显而易见,既可提供系统的制度性保障,促使学术愈发独立,真正的“学界”脱离政治束缚,渐趋形成；又能保证研究之正常运转,尤其是促使学科的专业化及研究的规模化。然体制化毕竟是一柄双刃剑,它解决了学者的生计问题,却会引导大家“著书皆为稻粱谋”；它确定了学者的角色定位,却容易令师生“课后形同陌路人”；它便利了学者的科研渠道,却不免令著述“参差不齐满天飞”。

　　现代学术的创建,必然促使研究成为一项职业,不再是一种志业。对于二者之别,吴宓曾有过颇精到之解释:“职业者,在社会中为他人或机关而作事,藉得薪俸或佣资,以为谋生糊口之计,仰事俯蓄之需,其事不必为吾之所愿为,亦非即用吾之所长。然为之者,则缘境遇之推移,机会之偶然。志业者,为自己而做事,毫无报酬,其事必为吾之所极乐为,能尽用吾之所长,他人为之未必及我。而所以为此者,则由一己坚决之志愿,百折不挠之热诚毅力,纵牺牲极巨,阻难至多,仍必为之无懈。”由此可见,放眼整个社会各行业,有职业者比比皆是,具志业者寥寥无几。然现实情形往往是拥有职业者未必要怀揣志业,而有志业者则还需有份赖以谋生之职业。故若能志业与职业合一,实乃人生一大幸事。马克斯·韦伯曾指出学术是一项以神召为使命的“天职”,不过当治学成为一种可以糊口的手段,不免令众人趋之若鹜,队伍自会鱼龙混杂,神圣性亦随之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