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到西方国家发达工业和先进文明的留学生,难免于毕业前夕为回国还是留下而犹豫不决。

　　转眼已是立夏,毕业在即。对于教授们而言,五月是黑色的,几乎日日评审,天天答辩,直教人头昏眼花,疲惫不堪；对于学生们来说,五月是灰色的,一边赶论文,一边找工作,转瞬间数年同窗即将各奔西东,劳累忙乱中不免夹杂一种伤感,又带有一份憧憬。是故“毕业”一词,对于每一位学生,都具有特殊的意义:从此,你我的人生,又走到一个未知的十字路口。

　　1919年夏末,刚经历过五四洗礼的傅斯年,恰值大学毕业,此刻他脑中所考虑的,并非个人前途,而是反思受巨大社会运动影响并参与其间的青年们的未来命运。在傅氏看来,他们这一代年轻人“有点勇猛的精神,同时有个武断的毛病。要说便说,说得太快了,于是乎容易错。观察研究不能仔细,判断不能平心静气——我不敢为我自己讳。”所以若能“加上一番社会上的实地考练,再做出的文章,当然更要成熟些”。正基于此理念,走出北大校门的傅氏决定赴英留学,并与同仁约定:诸君应“(1)切实的求学；(2)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因为“我们既是这个时代的人,自然负了完成这个时代的意义的责任”。可知虽还处弱冠之年,傅氏的关怀已极为广大。

　　当然像傅斯年这般目标长远的毕业生毕竟是少数。1935年,何兹全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这时的傅斯年,已跻身北大导师之列。傅对何十分欣赏,于是打算安排其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须知历史研究所乃彼时中国处于学界最前沿且最顶尖的学术机构。怎知年纪尚小的何兹全,一来对学术圈的实情并不了解,二来对个人的未来发展缺乏规划。当时他的亲戚跟他讲可以安排赴日留学。何氏“那时下意识里还有崇洋思想,留学日本,也比留在国内好”。眼瞅这么好的读书种子远赴异邦,怎叫傅斯年不心塞呢?

　　然而正因留学目的不明确,何氏赴日之后的所见所闻,让他忽然清醒:“此时不是读书时,此地不是读书地!”极度苦闷的他,等不到毕业,便匆匆归国,再投傅氏门下。

　　当然,何兹全的毕业抉择虽不甚成功,但并不意味留学之途有误。近代以降,一批批的学子负笈海外,汲取新知,他们学成归来,为国家摆脱落后局面竭尽才智。不过,见识到西方国家发达工业和先进文明的留学生,难免于毕业前夕为回国还是留下而犹豫不决。在美国求学达九年的蒋梦麟即经历过一番颇为复杂的内心挣扎。1917年夏,蒋氏如愿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接下来的事情,便是收拾行囊归国,还是投出简历求职。为此蒋氏一度陷入深深地纠结当中,“离美前夕,心情相当复杂,那晚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赫特莱楼,思潮起伏,一夜不曾阖眼。……但是学成回国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权。”于是,未来中国的教育家重回祖国母亲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