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一个人比作一个社会的话，毋庸讳言，我们的社会现在已处于一个“亚健康”状态，并且这种“亚健康”的状态由来已久，现在也没能完全治愈，还在危害整个社会健康的肌体。若要进一步拷问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是什么导致“亚健康”状态？不难想象，谁人都知的、无处不在的、分布广泛的腐败现象是造成“亚健康”的罪魁祸首！

　　公平、正义、秩序、清廉等这些一个正常社会应该具备的东西，现在已经被社会中的腐败分子破坏掉了。官吏本应该带头维护一个社会中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但往往情形相反，有些官吏不但不是建设者，反而是破坏者，令人痛心不已！

　　贪污和腐败现象如瘟疫一样在蔓延扩散，顽固而经久不愈。它不仅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而且还将阻断中华民族的快速崛起，并成为我们实现“中国梦”最大的障碍和绊脚石。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糟糕的情况？并在很长的时间里难于治愈？当然，病根难于用一句话去阐释清楚，但有一点，不管怎样，我们不去与之做殊死斗争，贪污和腐败是永远不会自生自灭的。

　　贪污和腐败是我们社会中有公权的主体人的行为产物。现在，不管官大官小，只要有一点权力，管着芝麻大的公事，就想着怎么利用这属于自己的权力，好好享受，就想过上古代皇帝一样的生活。官大的就包养两位数的情妇，堪比后宫佳丽如云；官小的也敢养，享受一下正室以外的乐趣。加之人与人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关系逐步淡化和缺失，个人心中的阴暗心理得以膨胀和放任自流。私欲横行并且心照不宣，“潘多拉魔盒”打开了，思想的禁锢消失了，很多事情都敢想、敢干、甚至也能干成了。正因为这个主体人的“想”、“敢”、“能”，才导致贪腐现象绵延不绝，腐败分子前仆后继。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贪腐者“想”、“敢”、“能”？怎样才能让他们“不想”、“不敢”、“不能”？

　　实际上，无论哪个朝代和国家都有程度不同的贪腐现象。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严惩贪官，把严惩两字做到了极其残忍的地步——把贪官诛杀后，掏空内脏，然后填入稻草和石灰，做成“贪官人体标本”，摆在衙门大堂，用来警示后来者。即便如此，贪官还是源源不断地冒出！可见无所畏惧是最可怕的。就贪腐发生的面积和程度而言，我们当今社会的贪腐程度也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每个潜在的贪腐者都在“想”，也真的“敢”，并且还“能”，而且“前车之覆，后车‘不’鉴”，这就不得不令人担忧和头痛了。

　　有所畏惧是从政为官的首要前提。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解释，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一个人想干什么，主观因素起决定作用，如果一个人主观意识上不想做某件事，外部的劝说和利诱都是毫无作用的。所以说，在公与私、贪与廉的分界线上，一个人的“想”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可怕的。他“想”，致使他敢于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他“敢”又使我们设防并不牢靠的制度防线会层层被突破，这又使他“能”达到贪腐的最终目的。可见，由于客观的制约和制度不完善乃至不起作用，包括惩罚不及时和不到位而没有震慑力，使他“敢”为所欲为，而且还“能”为所欲为。“敢”和“能”的负面示范效应导致后来者如蝇逐臭而源源不断。“想”、“敢”、“能”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导致贪腐现象此伏彼起，难于根绝。

　　看来，在公共权力的运用和制约上，每个看似高尚的君子并不是让人放心的，那种人人“不想”人人高觉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怀念和期望人人都能履行庄重举起自已的拳头宣誓誓言——为信仰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更是幼稚和可笑的，就像灾难降临妄想念几句消灾咒符一样是可笑的。我们设想如果人人“不想”如何如何，是解决一切丑恶现象的最佳法宝，可惜，“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人心不古，道德素养和精神面貌早已江河日下了。

　　有人不想贪腐不想变坏，为何不想？并不排除有极个别觉悟和道德素质高尚，但很大部分并不是他们的自我觉悟高，而是制度严密，惩罚严厉。就如最早胡适说的那样：一个好的制度能够让坏人做好事，一个坏的制度能够让好人做坏事。由于层层制约机制健全完备，使敢“想”的人也望而生畏。“不能”就是让那些妄想贪污公款，徇私枉法收受贿赂等各种形式的的腐败者，得到了制度和法律的快速阻止和严厉惩罚，得不偿失，目的永远难于得逞，贪腐者就会权衡利弊而恶念消失。“不能”又使人“不想”、“不敢”。所以说，当“自律”在人心中消失殆尽后，“他律”就显得格外重要，没有“他律”的官员是可怕的，他们会天马行空，无所羁绊。

　　由于腐败现象的范围太广，涉及人数太多，以致有的腐败分子得到严厉惩处时，竟然厚颜无耻地说自己的运气不好，并说反腐败是“隔墙扔砖头”，砸住谁，谁倒霉。广东省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在被查处后就不服气地说，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官场上的人都是贪官。这还是在罗的家中和办公室光是现金被搜出了近一千万元后说的话。罗荫国更是大发感想，说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

　　无论干什么事情，主观愿望和主观因素起主导作用，教育和感化等外部因素有时候并不起什么作用。对那些心地正派的人来说，教也教不会他们搞贪污腐败；对那些心存邪恶的人来说，则是不用教也会也敢于飞蛾扑火铤而走险。权力不受制约必然产生腐败，所以，必须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规范、监督、制约。“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纪检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官法如炉，摸之则烫，腐败犯罪，即行严惩，敢用重典，严刑峻法，认真严格执法，绝不姑息迁就。至此，谁人还想？谁人还敢？谁人还能？

　　腐败猖獗和能否有效地惩治腐败，都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因为“党自身机体不够健康，就不能领导人民群众的经济建设，也会失去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建设的资格。”（《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清除贪污腐败现象，任重而道远，腐败不除，民心就会背离。当然，任何人的“不想”需要他的良心和善心的配合，“不敢”需要法律惩罚手段和措施跟上，“不能”需要制度完善和惩罚机制与之配套，这些还都不能依赖于他们的“先锋”和“觉悟”，因为现在不是人人道德高尚而又从善如流的时代，而是一个物欲横流、从善如登、寡鲜礼义廉耻、大都厚颜无耻的“礼崩乐坏”的特殊时代。总之，切不可寄希望于他们的“不想”，虽然说“不想”是握有公权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的道德素质，也是反腐成本最低的，这一层面的东西教化难于奏效。不过，一切制度的实行和惩罚手段的实施还是需要人的良心的配合，没有良心，一切只是做戏和作秀，就会应了腐败分子罗荫国的话头，彼此彼此，全军覆没。

　　不让腐败分子“痛苦一阵子，幸福一辈子”，这就需要强化惩治机制、加大执法力度，形成公职人员“不敢腐”和“不能腐”的政治机制和社会氛围。加大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使行政权力的运作处于有效监督之下，一旦出现腐败现象，有畅通的检举、控告渠道来揭发，有迅速、高效的弹劾、罢免等制度去制止，涉及犯罪就依法严惩，让腐败分子“痛苦折磨一辈子”，付出巨大的“违法成本”，直至杀头以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