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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的笼子
2014年06月26日 16:08 来源:文汇报 作者:黄昱宁 字号

内容摘要:再读张爱玲的《小团圆》,有一段家常情节从纸面上跳出来:“(九莉的母亲)有一次看了电影,在饭桌上讲,里面琼·克劳馥演一个饭店女侍,为了子女奋斗,自己开了饭馆,结果女儿不孝,抢她母亲的情人。

关键词:母亲;译名;张爱玲;小说;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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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读张爱玲的《小团圆》,有一段家常情节从纸面上跳出来:“(九莉的母亲)有一次看了电影,在饭桌上讲,里面琼·克劳馥演一个饭店女侍,为了子女奋斗,自己开了饭馆,结果女儿不孝,抢她母亲的情人。”这里的《米尔菊德·皮尔丝》,正是好莱坞名片Mildred Pierce的直译——不知道在张爱玲时代,该片公映时是不是也曾这么叫过。不过,后来似乎更广为人知的译名是小报气味十足的《欲海情魔》,前两年美国HBO将它改成迷你剧,总算有了个分寸感还算妥帖的译名《幻世浮生》。

  话说回来,虽然《欲海情魔》和《幻世浮生》接连成全了两个影后(琼·克劳馥的奥斯卡和凯特·温丝莱特的艾美奖),但是单看影像,你确实很难得到对这部作品分寸合宜的看法——如果没有十足的耐心,你会在片子放过一小半之后,就将它归入婆婆妈妈的家庭伦理剧。如果你碰巧也有个不听话的孩子,那多半会像九莉的母亲那样,抒发一点“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的怨念。甚至,在细读小说原著之前,你仍然会心存疑虑:这真的是那个写过《邮差总按两遍铃》和《双重赔偿》、被公认为黑色小说/电影鼻祖的詹姆斯.M.凯恩的作品吗?那么舒缓阴柔的节奏,那么多从女性视角出发的细致琐碎的郊区中产生活实录,难道凯恩也有偶尔被奥斯丁附体的时候?

  大萧条,作为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是让所有经年累积的矛盾刺刀见红的催化剂。中年妇女米尔菊德家庭深处的霉菌,亦被迫曝晒于苍白的日光下。没错,米尔菊德的老公是跟别人的老婆有那么点不明不白的关系,但真正拆散了这个家的是越来越窘迫的经济状况。从小说开篇起,米尔菊德就在狼狈不堪地找钱,一边找一边发泄她对自身现状的强烈不满——我们能渐渐发现,她这份不满是早在大萧条之前就已经郁积于心的。爵士乐和快餐店里飘散的香气背后是现代社会的斗兽场,米尔菊德越是在绝境中激发出自身的商业潜能,心底深处就越是鄙夷自己狼奔豕突的状态。像包法利夫人那样,她在心底深处认定,生活是不该如此平庸的,婚姻是不该如此乏味的。无论她怎样在现实世界里委曲求全,长女薇妲冷艳高贵的眼神始终会幽然闪现于她的头脑中,像一道冷冰冰的判决。所以,当一切开始呈现出希望的时候,她会对薇妲说:“我确信,从现在起,咱们一家人的情况会一点点好起来。所以,我们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的。也许我们不会非常富有,但是——我们总会有点儿什么。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一切美好的事情都是因为你才发生的,只要妈妈还算有足够的见地就会明白这一点。”一旦矛盾爆发,她又会绝望至极,因为:“不管她下手多么狠,都不能摧垮薇妲的意志。在两人发生冲突的时候,薇妲总是占上风,而她则是一个浑身颤抖、可怜巴巴的失败者。事情总是落得这样一个结果。她对薇妲有一种畏惧,惧怕她那自以为是、倨傲无礼的做派,还有她那坚不可摧的精神气质。薇妲那种冷漠而故作姿态的贵族派头也潜藏着某种让她总是感到畏惧的东西:那是一种淡漠、冷酷而卑劣的欲望,一心要折磨、羞辱自己的母亲,超乎一切的则是伤害她。”

  米尔菊德没有意识到,薇妲和她那“淡漠、冷酷而卑劣的欲望”,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从小将她设定为“格兰岱尔的天才”、不惜一切代价为她支付昂贵的钢琴课费用的,正是米尔菊德本人。比溺爱和骄纵更严重的是,“这个冷漠的孩子身上涌动的那种骄傲总是裹挟着她”。也就是说,米尔菊德无论碰到什么事,都会第一时间想象薇妲的反应,以她的“淡漠、冷酷与卑劣”作为标准答案来评判自己的行为,并为此而饱受折磨。这话说起来有点绕,但我们确实可以将薇妲视为米尔菊德赖以曲折地“实现自我”的幻象。十几年来,她像马格里皮翁那样一笔一笔地虚构她,塑造她,在她身上投射病态的母爱。这种母爱的实质是自恋,迷恋自己身上不甘于被庸常的、疲于奔命的生活淹没的部分——不管它们有多么虚浮耀眼的表面,却掩盖不了不择手段的实质。最终,米尔菊德手中的“雕塑”活了起来,并且狠狠地挣脱了她。

  是的,直到小说的后半段,我们才真正见识了凯恩渗透在骨子里的暗黑本色。这一回,“黑色”没有漂浮在情节的湍流中,而是深藏于人物的内心。写到米尔菊德的小女儿瑞丽因病夭亡、她和薇妲为此相拥而泣的那一段,凯恩的笔触毫不退让地直抵黑暗的中心:“母女俩一起走进她的卧室,她脱下衣服上了床,把薇妲搂在怀里。有那么几分钟,她连连叹息,不住地抽泣,身体瑟瑟发抖。薇妲把头缩下去,朝她的睡衣里吹气,就像她过去往瑞丽的睡衣里吹气那样,这时候她又一次感到闪电在闪烁不定,接着一道炫目的闪光横冲直入,打破了她的哀痛。然后是一阵汹涌而来的呜咽声,伴随着阵阵颤抖,她终于让步给自己一直在极力排斥的东西:那是一种带有罪恶感的、按捺不住的欣喜——她庆幸自己失去的孩子是另一个,而不是薇妲。”

  如是,我们甚至不需要读完薇妲后来步步为营、毒如蛇蝎的行径,不用读到她怎样倒打一耙、将自己的残忍归咎于母亲的示范,就能触摸到这部小说真正想表达的东西。这既不是个悬疑故事,也不是在探讨家庭教育问题,告诉你“望子成龙”的悲剧并非东方独有。将薇妲和米尔菊德割裂开看,这只是一个细节丰富但终究俗套的伦理故事;将两者合为一体,或者分置于镜子两端,才能窥见小说的核心。凯恩以一种比《邮差总按两遍铃》和《双重赔偿》更耐心也更悲悯的节奏,不紧不慢地揭示着他一以贯之的主题:中产阶级的幸福肥皂泡,是怎样被轻轻戳破的;人,又是怎样一步步成为欲望手中的提线木偶,怎样心甘情愿地走进自己亲手打造的,金色的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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