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我国新城市打工文学的大本营,宝安31区和沙井则是这大本营的两个核心性的桥头堡。蛰居宝安、龙华等各寂寞角落的打工作者们分别在不同时期启动了他们“白天为老板打工,夜晚为自己打工”的文学行动,安子、林坚、王十月、陈再见、唐小林、阿北、廖令鹏、谢端平、唐诗、刘永、李双鱼等人书写着打工者的喜怒哀乐与做太阳的梦想,并得到更大范围打工群体的强烈共鸣。一些打工作者原本就有些文字基础,打工生活更促生他们“文学梦”的苏醒。

　　离乡进城开启打工之旅的外来务工者李双鱼,曾经在宝安西乡一家工业园区做流水线工。他带着文学梦写作,但随着工作压力增大,曾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文学是那么遥远。作为流水线上的工人,李双鱼基本工资很少,只有四百多元。为了挣钱,加班成了他的工作常态。一天下来累个贼死,躺倒就能入梦。流水线的生活让这个打工者肉身疲惫,久而久之,内心的空虚、孤独,让他再度捡起已撂荒了许久的写作,并由此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唐诗则坦言,打工生活的疲惫和苦涩,让她的写作内涵更加丰富。打工文学更多是一种对现实的思考,对生活的领悟;而在此之前,更多的是“感时花溅泪”式写作。所以,打工文学较之一般的文学书写,显得更有一种切肤之痛。打工作家刘永,老家在安徽阜阳太和县山村,2003年从部队退役来到深圳,在一家物业公司做保安,20多人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在繁重的工作、生活压力下,昔日的梦想被碾得粉碎。但这也迫使刘永陷入思考,并重拾文学创作之笔,在楼道的感应灯下,刘永写出了一部上百万字的长篇小说。

　　打工文学的活跃与打工群体的痛苦体验,让打工作家们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省、转型社会中的矛盾冲突与复杂现实的博弈与对撞中,激发了不可遏止的创作冲动与文学灵感。打工文学真实地反映成千上万打工一族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的独特心路历程和酸甜苦辣。相较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古老城市,深圳在文化积淀上先天不足,文学创作形势也比前者落后很多。加之深圳知名作家群体发声的分贝相对强大,打工文学作家群很难获得自己的话语权。但中外文学发展史证明,小发展为大,弱者变成强者,不是不可能的,只是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气候,所谓“天时、地利、人和”。

　　深圳将打工文学作为文化强市的重要内容之一,各级政府、文化团体这些年都伸出扶持之手,举办各种活动,发现文学新人,并投入一定的创作扶持资金等等,极大地促进了打工文学的萌芽和生长。以宝安为例,打工群体的麇集为打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创作人才资源。而打工生活的辛酸、苦涩、寂寞、压抑,则为打工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资源,深圳市、区两级党委政府、宣传文化部门、文联、作协团体适时跟进,予以积极的支持与推助,使得该区的打工文学如春苗出土,茁壮成长。比如,早在2000年,深圳就以“大写的20年——打工文学研讨会”为题,组织了一次高规格学术研讨。这是国内首次对第一代打工文学的集中盘点。此后从2005年至今,市文联、作协利用每年读书月平台,连续举办十届大型打工文学论坛,有力地推动了打工文学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