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清初学术史上，黄宗羲与吕留良是浙江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后者还是当时著名的时文评论家，人称“石门夫子”，名望与黄宗羲相埒。然而，两人的关系却匪夷所思。

　　在清初学术史上，黄宗羲与吕留良是浙江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后者还是当时著名的时文评论家，人称“石门夫子”，名望与黄宗羲相埒。然而，两人的关系却匪夷所思。开始由赋诗唱酬情谊融洽，继而互相攻击友情破裂，最后谩骂不止终身反目。为了探究其真相，自清初以来，虽然迭经学者的考证，但却莫衷一是，终成清代学术史上一桩引人注目的学术公案。现代学者钱穆和容肇祖提出新说，认为导致黄、吕友情破裂的真正原因，是由于他们学术思想之间的差异，即黄宗羲崇尚陆王心学，而吕留良坚守程朱理学。这也是学术界目前认可的结论。然细细想来，对于钱、容的判断，仍有疑窦。因为黄、吕学术思想方面的差异，早在两人购书事件发生之前，双方都能够坦率面对，并没有因此阻碍两人之间曾经结成的深厚友谊。如康熙四年（1665），黄宗羲就陪同吕留良拜谒了南宋朱熹传人辅广之墓，为了表示对这位乡先贤的崇敬之心，黄宗羲不仅提出为辅氏立碑，而且还亲撰《辅潜庵传》，表示对吕氏的理解。而吕留良也曾资助黄宗羲三百金刊刻乃师刘宗周的遗书，弘扬师说。这表明，学术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阻碍他们成为好友。又有学者认为造成黄、吕两人友情破裂的原因是基于他们两人对“华夷之辨” 的不同理解。然而，吕留良也曾经在入清后读书、应试，成为清朝的秀才，他的儿子吕葆中也是一甲登第。虽然吕留良后来痛悔前非，坚持“华夷之辨”的立场，但生前与吕留良始终保持深厚友谊的众多友朋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走上与清廷合作一途。如南京著名藏书家黄虞稷、周在浚也都为清廷效力。前者因徐文元的推荐，入翰林院，参与了《明史》的编撰，而后者是周亮工之子，也在清朝做官。所以，很难说由于政治态度的不同，就一定会促使友情破裂，甚至反目成仇。清人全祖望在《小山堂藏书记》及《小山堂祁氏遗书记》二文中，提出造成黄、吕学术公案的直接起因，是双方为了争购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一事而引发的。据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载记：当时浙东绍兴人祁承曗曾经耗费巨资修建“旷园”中的澹生堂，以所藏古今秘籍达十余万卷著称。然而在祁氏病逝后不久，因明末发生战乱，澹生堂藏书被迫全部转移到云门山的化鹿寺中。从此，祁氏所藏秘籍开始散失。所以待黄宗羲等人进山入寺访书时，仅剩经学、稗官等少数图书，而他着意寻觅的宋元文集，已荡然无剩，所幸还有卫湜的《礼记集说》、王偁的《东都事略》等宋人名作，自然使他喜出望外。然而结果却是得而复失，最后被吕留良暗取，据为己有。此事引起了黄宗羲本人的强烈反弹，指责吕留良为“书贾”，于是绝其通门之籍。黄宗羲因失去宋人卫湜的《礼记集说》而迁怒于吕留良，恐怕也是实情，并非空穴来风，而当时社会上确实盛传该书为吕留良所得。如黄虞稷、周在浚在《徵刻唐宋秘本书目》就透露该书确为吕留良所藏，大致不诬。

　　黄、吕之间的争执，正值明清易代之际，许多故家大族的藏书大量散出，黄宗羲、吕留良等学者四处搜寻，不失时机地购书，丰富自己的藏书，用于校勘儒经经典，这与晚明心学盛行以来，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视经典为土芥的学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澹生堂藏书之所以散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澹生堂后来的主人多遁入空门，热衷于参禅拜佛，对于图书的尊重与渴求已转变为轻视与冷淡。所以吕留良在购得澹生堂藏书三千余本后，曾作诗不无感叹地对他的儿子吕无党说：“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斤换直银。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宣绫包角藏经笺，不抵当年装订钱。岂是父书渠不惜，只缘参透达摩禅。”诗的最后两句，说的就是祁氏澹生堂的继承人由于信从佛学，祖传珍贵的藏书对他们来讲已成累赘与心理压力，所以由僧人以廉价任意抛售。这一事例，恰好说明，儒家所强调的知识论传统，虽然在晚明一度被边缘化，但是到了清初，却再度成为浙东学者学术研究的新方向。因此，黄、吕这场著名学术公案，从根本上说，就是渊源于这一学术转向的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