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O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East Asia during the Early 20th Century
【作者简介】臧运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 从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运动在华北达于高潮，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20世纪前期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也呈现出了“天翻地覆”的剧变局面。20世纪前期中国与东亚国际关系，作为近百年来旧中国对外关系的后半部分，一方面，它延续了近代中国的屈辱外交局面，这在清末民初、国民党政府的某些时期表现明显；但另一方面，在近代中国由“谷底”开始不断“上升”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外交也开始了“从屈辱到崛起”的艰难过程，从而对于东亚世界国际关系的改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中国与东亚国际关系而言，如果说20世纪前20年的清末民初时代，中国主要是继续被动适应19世纪的屈辱局面的话，五四之后的后30年，以国共两党为代表，中国主要是对于这种局面的主动应变和挑战。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如何处理好中日美三角关系，则是20世纪前期的主要外交课题。20世纪前期的中国与东亚国际关系，同样是东亚世界复兴与崛起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East Asia had been shown the "upside down" situation during the early 20th century from the spring and summer of 1900 when the Boxer Rebellion in northern China reached its climax to October 1, 1949 when the PRC was established in Beijing. On the one hand, it continued the diplomatic situation of modern China's humiliation as the second half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 old China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some periods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difficult process for modern China's rise, particularly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hina diplomacy started “from humiliation to the rise”. As for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East Asian, if the first 20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era of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Government, China was mainly to continue the humiliation of passive adaptation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19th century, then 30 years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hina challenged primarily for the situation for the KMT and the CPC as the representatives.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w to handle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among China, Japan and the USA was a major diplomatic issue during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refore, China and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uring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s also indispensable content of the revival and the rise of East Asia.
【关 键 词】20世纪前期(1900-1949)/中国外交/东亚世界/国际关系The Early Period of the 20th Century(1900-1949)/China Diplomacy/East Asia/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EUU1786948

    从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运动在华北达于高潮、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20世纪前期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如同20世纪中国历史的显著特点一样①，也呈现出了“天翻地覆”的剧变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延续了19世纪中后期中国对于东亚国际关系的屈辱局面的被动适应，但更重要的是20世纪前期中国在民族主义崛起过程中对于这种局面的主动应变和挑战。
    引子：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东亚国际关系
    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漫长的古代时期，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所构筑起来的“华夷秩序”或“朝贡(藩属)体系”②。这一格局，起自中国的秦汉，历经唐宋，明初至清代前中期达于全盛和顶峰③；中华帝国与其周边的朝鲜、琉球、越南三国的关系，堪称其典型④；古代日本也曾一度加入过这个格局⑤。
    但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以后，由于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东来和不断入侵，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华夷秩序”逐渐走向崩溃和东亚国家被卷入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秩序。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在欧美列强的持续打击之下，被迫分别签订了以《南京条约》、《北京条约》为代表的两批不平等条约。随着1861年以后中华帝国在对外关系上进入“屈从时期”⑥，东亚地区从此进入以战争和国际法条约体系所构筑的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秩序。而在欧美列强等外部势力侵入东亚的同时，东亚内部的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脱亚入欧”，迅速与欧美列强为伍，成为打破东亚国际关系的后来居上之秀。继1874年出兵台湾、挑战中国主权之后，日本于1879年断然强行“处分”琉球王国。琉球的覆亡，这是日本在东亚的华夷秩序上撕开的一角；对于中华帝国而言，“这是所有朝贡的属国一个一个的相继地被割去的一个序幕，如安南、朝鲜、缅甸”⑦。
    1894年开始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因战败而在被迫签订的《马关条约》中，不但割让台湾与澎湖列岛、承认了日本对于朝鲜的控制权，而且允许日本援引欧美列强的先例、构筑不平等的日中关系。至此，到19世纪末，东亚地区旧有的国际关系格局——“华夷秩序”终于寿终正寝了。
    甲午战争前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中华帝国在对外关系上也进入了“被制服时期”⑧。三国干涉还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900年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而帝国主义列强则成为中国的“主人的主人”。19-20世纪之交因此成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社会沉沦的“谷底”阶段⑨。
    在20世纪初年的东亚世界，日本通过日俄战争，夺回“南满洲”，独占朝鲜(1910年吞并之)，终于成为该地区唯一的帝国主义强国；通过在此前后的日英同盟、日美协定、日俄密约、日法协定等，日本与欧美列强一起，在东亚地区共同构筑了可以被称为“列强共管”的国际关系格局⑩。而由美国首倡、列强共同接受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则成为长期维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主要原则(11)。
    20世纪前期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与东亚的国际关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清末民初时期
    在20世纪初年列强确立在华“共管”秩序的同时，“一个新的因素在中国对外历史中起了作用：民族的情感”；从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后，“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人的注意力最后终于要在很大程度上放到中国人的身上来”(12)。伴随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崛起(13)，20世纪前期中国与东亚的国际关系，开始逐渐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剧变。
    《辛丑条约》之后，满清王朝在其最后的10年，迫于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内外双重压力，为了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在内政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称“清末新政”。清末新政是继戊戌变法之后，中国人在制度层面，继续向西方世界学习的一个重要阶段和主要表现，其主要的模式是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中国在教育、经济、军事、警察、法律、司法、宪政等方面，均以日本顾问为指导，并按日本的模式进行改革(14)。除了“顾问”之外，日本这时也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教习”。这也反映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对于东亚世界和中国的重大影响。清末新政作为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它的许多改革措施，不但对于清末、乃至对于20世纪的中国，客观上都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但是，主导这次改革的清政府，并没有及时抓住历史给予的最后机遇，迅速跟上时代和世界的步伐，反而拒绝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最终“种瓜得豆”、为自己培养了新的“掘墓人”。
    清朝末年，围绕中国的东北问题，中、俄、日、美四国之间，构成了多个复杂的三角关系。晚清政府自身无力御外而寄望于继续玩弄“以夷制夷”的策略，最终反为“夷”所制，所有的外交努力都归于失败。既然中国都已经被帝国主义者视为“远东的波兰”，辽东半岛也演变成为随时都会引发帝国主义战争的“东方的巴尔干”。在西藏地区，晚清政府也展开了对于英、俄两国的外交努力和内政上的改革，但终于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归于失败。
    1912年元旦，以孙中山为首的奉行“三民主义”的中国革命党人，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虽然在1月1日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宣称该政府的对外政策原则为“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15)，但在1月5日发表的临时大总统对外宣言书中，则承认革命前清政府与各国签订的一切条约；负责偿还革命前清政府的外债和赔偿；尊重革命前清政府让与各国或人民的在华权利；尊重并保护各国人民之生命财产(16)。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显然希望以此为妥协条件，换取列强对于中华民国新政府的承认，并采取了一些新的外交举措，但由于时间仓促、内部紧急，它在对外关系上并没有实际上的作为。因此，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17)，并没有带来东亚国际关系的剧变。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3月10日南京政府北迁，辛亥革命的成果最终为袁世凯获取。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是被帝国主义列强垂青的“强人”政府(18)，但在其四年多的时间里，则以屈辱外交相始终。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其在就职演说中宣布：“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当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立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19)袁世凯政府以此换取了列强对它的外交承认。针对俄、英两国继续在外蒙古、西藏地区制造的边疆危机，北京政府进行了一些维护主权的交涉。日本政府借其制造的满蒙、山东问题而提出了旨在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二十一条”，北京政府与之进行了外交谈判，并被迫在1915年5月25日签署了几乎全盘接受日本要求的“民四条约”(20)。“二十一条”交涉作为民初中国与东亚关系的重大事件，它不但使得近代中日关系继续“逆转”，也导致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由衰而盛的再度崛起和对内转向(21)。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1914年8月首先在欧洲爆发、历时4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世界史上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但深刻影响了东亚国际关系的格局，也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及其对外关系。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中后起的德国战败了，老牌的英、法、俄三国也衰落了，仅有美国和日本趁机崛起。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20世纪初以来的西方列强“共管”中国的局面，使得中国的国际环境大为改观。这场战争还把亚、非、拉地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卷入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民族解放运动在战后迅速兴起、高涨，这是中国革命即将发生巨大转变的国际契机；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不但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也必将极大改变近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在经济方面，由于欧美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空前发展的机会，一度处于“黄金时代”和“短暂的春天”。在文化思想方面，空前惨烈的世界大战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厮杀，把西方文明的弊端暴露无遗，资本主义文明的神话破灭了；近代以来长期醉心于以西方文明救世的先进中国人，再次睁眼看世界的结果，就不但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创造了土壤和环境，也为固守中华文明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开启了绿灯(22)。
    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借鉴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的对策，也采取了“中立”的政策：1914年8月4日，北京政府发布了《局外中立条规》24条，规定了中国的应对政策(23)。它甚至还幻想由日本和美国出面帮助，使“战祸不致及于东方”。但日本却以此次欧战爆发为“天赐良机”，以日英同盟为借口，于8月23日对德国宣战，迅速出兵山东，并借机提出了“二十一条”；“民四条约”签订后，美国政府发表了“不承认主义”的声明，继续维护其在华利益。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与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之间发生了“府院之争”，他们又分别寻求外部靠山——美国与日本的支持。在中国国内政治力量分合和美、日大国的竞夺之下，中国政府终于在1917年8月14日宣布参战(24)。在此期间，美、日两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了内部协调，最后达成了妥协：日本政府特使石井菊次郎与美国国务卿蓝辛于11月2日在华盛顿达成了协议，即“石井—蓝辛协定”。中国的参战，实际上又成为美、日列强在东亚重新瓜分利益的牺牲品。中国参战后，虽然对于临近尾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出了自己的一定贡献，但是皖系军阀控制之下的北京政府，又在日本的诱迫之下，以“西原借款”和“军事协定”为标志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25)。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协约国发起，各战胜国于1919年1月18日开始，在法国首都巴黎的凡尔赛宫召开对德奥的和平会议，是为巴黎和会。中国作为协约国方面的战胜国之一，应邀参加此会，并派出了以陆征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但巴黎和会只同意把中国的山东问题列入议程，主宰和会的英、法、美首脑偏袒日本，决定在和约中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时，中国国内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中国代表团不顾北京政府的要求，于6月28日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使山东问题成为悬案。五四运动是20世纪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巨大转折，并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新纪元”(26)。
    巴黎和会之后，为了调整列强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关系，美国总统在英国的支持下，倡议在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太平洋问题和军备问题。最后确定与会的国家共有美、英、法、意、日、中、荷、比、葡九国，于1921年11月11日在华盛顿召开。中国政府积极参加会议，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并有“国民外交”作为外援。华盛顿会议构筑了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东亚地区新的国际秩序，即“华盛顿体系”。在1922年的华盛顿条约中，美国20世纪初年提出的门户开放的对华政策“这种理想多少已经成为现实”(27)。由于英日同盟的被废除、1923年4月美国又废止《蓝辛—石井协定》，再加上对于日本海军军备的限制，华盛顿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日本在大战期间的独霸地位，并遏制了日本在战后的扩张，因此成为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历史症结。但“华盛顿体系”所构筑的战后东亚国际关系的局面，对于中国而言，总体上有利的；山东问题也在会后得以解决。

    三、国民革命时期
    华盛顿会议之后，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重现20世纪初年的局面：九国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28)；“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侵略”(29)。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列强的共同支配和协同侵略，伴随着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中国开始了以国民革命改变历史进程的步伐。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开端。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并在其章程中重新加入“民族主义”、再次明确打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旗帜(30)，随后在苏俄的帮助下，改组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之后不久，加入到改组的国民党之中。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之后，开始了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口号的国民革命，明确提出了“反帝”的革命目标，并在北伐战争中达到了高潮。
    伴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和走向高潮，在国共两党的指导和影响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发展到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主要目标的“废约运动”。1924年，北京、上海等地成立了“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开展废约运动。9月初，适值《辛丑条约》签订23周年之际，各地反帝大同盟发起组织了全国性的“反帝运动周”，使废约主张深入人心。在国共两党的号召下，国内发起了大规模的国民会议运动。孙中山病逝后，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形成规模巨大的反帝爱国高潮，将中国人民持续一年多的废约运动推向了高潮(31)。
    在中国人民反帝和废约运动的影响下，成立于国民革命高潮期间的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在外交采取了“革命外交”的政策和重点对付英国以分化帝国主义阵营的策略(32)。广州国民政府在关余、商团事件以及沙基惨案、杯葛事件上的交涉，武汉国民政府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事件上，均充分表现了“革命外交”的特色。
    在全国废约运动和南方政府革命外交的压力之下，北京政府利用大战之后世界形势缓和、国际关系调整的有利时机，开始了以修改不平等条约为目标的“修约外交”，对于晚清政府及北洋政府前期与西方列强签订的已到期限的不平等条约进行某种修改，以使其符合关税自主及废除领事裁判权的精神(33)。1923年间，与日本、英国开展了收回旅大、威海卫租借地的谈判。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俄政府废除了旧俄政府的对华不平等条约和在华的一切权益，双方建立平等的大使级外交关系；这是继德国之后，中国与世界大国签订的又一个平等条约。1925-1926年间，北京政府先后与西方国家召开了关税会议、法权会议，以期解决中国的关税自主和治外法权问题，但无果而终。
    1927年4月18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立。在反革命政变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随着政权性质的改变，背离了国民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的反帝、联俄政策，改而采取了亲帝、反苏的外交政策；而“宁案”与“济案”的妥协交涉与屈辱解决，则标志着南京政府已经背弃了革命外交的精神，而转向了亲帝外交(34)。南京政府在“二期北伐”完成之后，在“革命外交”的名义下，继承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利用当时有利的国际大环境(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政治大动荡时期)，主动出击，采取了“于铁拳之外，罩上一层橡皮”的温和型外交策略，在实现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方面取得了一些积极有利的成果(35)。

    四、中国的抗战与东亚地区的二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从此开始了从局部到全面的“十五年侵华战争史”(36)。从“九一八”到“七七”的六年间，日本按照既定的“大陆政策”，继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之后，相继发动了一二八事变、热河—长城作战、华北事变、卢沟桥事变等主要侵华行动，企图在东北之后，以华北政策为主，通过继续分裂华北进而独霸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并在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上，公开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华盛顿体系(37)。
    从“九一八”到“七七”，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候的“国难”时期。在民族矛盾的制约之下，“抗日救亡”成为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为了应变图存，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也以应对日本局部侵华为首要和主要课题。九一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奉行“不抵抗主义”和“不交涉”的方针，而依赖国联和寄希望于西方列强的干预；一二八—长城抗战期间，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既进行了淞沪、长城抗战，又与日本妥协谈判，签订了上海、塘沽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之后，国民党政府正式把“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国策方针确立下来，并付诸实施；华北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之后转变对日政策之后，在对日进行外交谈判的同时，也开始了对日抗战的准备(38)。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开始转变政策：“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9)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的阶段。
    中国政府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单纯依赖国联失败之后，采取了“以夷制夷、远交近攻”的策略，迅速发展了与西方诸大国及苏联的关系，努力在东亚地区构筑制约日本侵华的有利国际环境。随着与英、美大国关系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兴起了以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与德国、意大利关系的发展，部分牵制了日本法西斯势力；而与苏联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则是在东亚地区制约日本侵华的主要外部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渐达于高潮，中国人民从东北开始的局部抗日战争，促进了全民族抗战的早日到来。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发动了事变，开始了以“中国事变”为名的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12月7日日本又偷袭珍珠港，开始了包括“中国事变”在内的太平洋战争。中国在“七七”、“八一三”之后，迅速形成了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全民族的举国抗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结合的中国战场，在东亚世界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的战略相持阶段前期，中国在东亚世界，一国抗战、孤军奋战，苦撑待变。在艰苦抗战的同时，中国还积极争取了苏联、美英等国的国际援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加入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列，成立了中国战区，在继续坚持本国抗战的同时，参加同盟抗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抗日战争不但成为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伟大复兴的枢纽(40)，它在20世纪中国与东亚世界的关系上，也具有极为重要而特殊的历史意义。历时十四年的中国抗战，本身就是东亚地区乃至亚太地区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41)。它不但对于日本的侵华战略和“大东亚共荣圈”的东亚世界战略发挥了影响和制约作用，也对于美英等国的东亚战略和全球战略发挥了支持作用(42)。由于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与伟大作用(43)，再加上国民政府积极的外交努力，中国在抗战后期成为继美、苏、英之后的世界四强之一的“大国”(44)。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是中国成为战后东亚世界大国之路的起点，也是近年来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视角(45)。

    五、东亚世界冷战的开始与中国革命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再次进入了国、共之间的内战时期。中国的内战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东亚世界冷战局面的形成过程中，并与之具有密切的关系。战后初期美、苏之间在冲突之前的暂时和缓，直接影响了中国国内的政局走向，并一度出现过和平民主的新阶段；但它们之间的根本争霸，最终导致了国、共两党走向内战。因此，美、苏冷战的开始，成为中国内战的国际起源(46)；而中国内战的爆发也表明美苏之间的冷战，其实早在中国已经开始(47)。受东亚世界开始冷战的影响，战后中国的国际关系被简化为“三国四方”之间的关系；围绕着党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国民党政府与美国、苏联之间，中共与苏联、美国之间，中国内部双方与两大国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多个三角关系甚至于四角关系的互动局面(48)。在上述东亚国际关系格局之下，国民党政府和中共，分别开展了自己的对外关系。
    战后美国采取了“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国民党政府则极力寻求美国的援助，并与美国政府签署了一系列公开或秘密的条约、协定，使得美国迅速超过了战前英国、战时日本的在华地位，成为独霸中国权益的国家。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显然过高地估计了东亚世界开始出现的冷战局面对于中国内战的制约作用，过分倚重美国的援助和轻信与苏联的国家关系，结果反成为导致其在大陆崩溃的重要外部因素。而经过20多年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从陕北的延安走向了世界的舞台，抓住和充分利用了东亚世界冷战开始所给予中国革命的前所未有的重要机遇，背靠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在尚处于两大冷战阵营之“中间地带”的中国，开展了震撼世界的伟大革命，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49)。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又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并极大而深远地影响了此后东亚世界长期冷战的国际格局。

    结语
    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的时候，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对于义和团运动与20世纪中国的意义，发表过如下的预言：“它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幕，是远东未来历史的基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五十年之后，就将有千百万团民排成密集队形，身穿全副盔甲，听候中国政府的号令，这是完全不用怀疑的！”(50)五十年之后的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随着新中国的成立，20世纪的中国及其与东亚的国际关系，从此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20世纪前期中国与东亚国际关系，是近百年来旧中国对外关系的后半部分。一方面，它延续了近代中国的屈辱外交局面：“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51)但另一方面，在近代中国由“谷底”开始不断“上升”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通过“打倒列强”的国民革命和全民的抗日战争，中国外交也开始了“从屈辱到崛起”的过程(52)，从而对于东亚国际关系的改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就中国与东亚国际关系而言，如果说20世纪前20年的清末民初时代，中国主要是继续被动适应19世纪的屈辱局面的话，“五四”之后的后30年，中国主要是对于这种局面的主动应变和挑战。20世纪前期，制约和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要大国是美、日、苏三国；而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如何处理好中日美三角关系，则是相当长时期内的主要外交课题(53)。如同20世纪中国外交“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基本脉络一样(54)，20世纪前期的中国与东亚国际关系，同样是东亚世界复兴与崛起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55)。
    20世纪前期的中国与东亚国际关系，只不过是15世纪以来500年间中西、东西关系历史长河中的末流、支流。1899-1900年间鼓吹对华门户开放主义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曾有名言曰：“谁懂得中国，谁就掌握了今后五百年世界政治的锁钥。”(56)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于20世纪前期中国与东亚国际关系而进行的上述历史回顾，又不是没有现实和长远意义的。

    注释：
    ①金冲及：《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启示——写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2009年8月4日第7版。
    ②中外学者关于古代中国的“华夷秩序”或“朝贡体系”等的论著，迄今颇多。西方学界代表性的论著，参见：[美]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报告书》之古代与中世纪史卷第一部第二章、近现代史卷第一部第一章，《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日方报告书》之古代·中近世史第一部第一章、近现代史第一部第一章，2010年。
    ③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④黄枝连：《天朝礼治秩序研究》(上、中、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994、1995年；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朱云彤：《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⑤陈文寿：《近世初期日本与华夷秩序》，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郝祥满：《朝贡体系的建构与解构——另眼相看中日关系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⑥[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张汇文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⑦[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
    ⑧[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张江文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⑨关于近代中国“沉沦”与“上升”的历史过程及其沉沦的“谷底”之说，张海鹏先生在其论著中有过多次论述(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史(1840-1949)》前言，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年；张海鹏：《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第三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但是对于“谷底”说的下限问题，陈铁健先生也有不同的见解(陈铁健：《近代中国社会沉沦谷底问题浅议——读潘荣(北洋军阀史论稿)》，《史学月刊》2008年第l期)。笔者此处提出个人的看法。
    ⑩笔者此处所称“列强共管”的国际关系格局，系个人之见。但应该说明的是，它不同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在民国初年提出的“国际共管论”。中国学界最近关于后者的专论，参见：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及《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的有关部分。但日本学界在战后以东方史学者为主，也有人对于内藤湖南的有关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其导致了日本侵华的正当化([日]谷川道雄：《有关战后的内藤湖南批判——增渊龙人的个案》，内藤湖南研究会编：《内藤湖南的世界》，马彪等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345—372页)。
    (11)李祥麟的研究指出：“门户开放主义”自美国提出的三十余年来，“俨然成为支配中国国际关系的主要原则”(李祥麟：《门户开放与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32页)。
    (12)[英]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1894-1900)——对华政治经济关系的研究》，胡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12-413页。
    (13)我国学界一般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产生、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参见：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14)参考：[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页。
    (17)郑德荣主编：《二十世纪中国三次历史性巨变》，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18)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四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19)《政府公报》1913年10月11日，第516号。
    (20)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黄纪莲编：《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
    (21)臧运祜：《近代中日关系与中国民族主义——以六个关键年代为视点的考察》，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第419—422页。
    (22)郑大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后(1918-1927)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主办：《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58—203页。
    (2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80—383页。
    (24)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
    (25)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第七、八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娄向哲编著：《北洋军阀与日本》第二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
    (26)王正廷：《近二十五年来中国之外交》，《国闻周报》第四卷第27、28期，1927年7月。
    (27)[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原序”，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页。
    (2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页。
    (2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06页。
    (30)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8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55年，第1-5页。
    (31)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李育民：《中国废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32)高承元编：《广州武汉革命外交文献》，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孙莹、丁惠希：《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33)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34)臧运祜：《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35)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
    (36)关于日本的十五年侵华战争史，参考：[日]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以侵华战争为中心》，周启乾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撰稿：《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郑钧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
    (37)臧运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8)《中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张群委员外交报告》(1936年7月1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660页。
    (3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5页。
    (40)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的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
    (41)李巨廉、王斯德主编：《亚太地区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1931年-1945年)》，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42)胡德坤主编：《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第一卷“中国抗日战争与日本世界战略的演变”(胡德坤著)、第二卷“中国抗战与美英东亚战略的演变”(韩永利著)、第三卷“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关培凤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
    (43)江蓝生：《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人民日报》2005年9月13日第10版。
    (44)王建朗：《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外交努力》，《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王真：《抗日战争与中国国际地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45)王建朗：《大国之路的起点：抗日战争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变迁》，《光明日报》2010年8月31日第12版；步平：《关于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思考——以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为视角》，《人民日报》2010年9月3日第7版。
    (46)参见：[挪威]文安立：《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陈之宏、陈兼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张振江：《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与国共内战的起源(1944-1946)》，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47)杨奎松：《美苏冷战的起源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51-88页。
    (48)牛军：《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苏国共关系》，《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49)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50)[英]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叶凤美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1、35页。
    (51)《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5页。
    (52)彭明：《“从屈辱到崛起”丛书·总序》，朱宗玉：《从甲午战争到天皇访华——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
    (53)关于20世纪前期中日美关系的论著，参见：臧运祜：《20世纪前半期的中日美三角关系述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时殷弘：《中美日“三角关系”——历史回顾·实例比较·概念辨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刘建飞：《敌人朋友还是伙伴——中美日战略关系演变(1899-199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任晓、胡泳浩等：《中美日三边关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美]傅高义、[中]袁明、[日]田中明彦主编：《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92)》，归永涛译，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9年。
    (54)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55)[美]乔万尼·阿里吉、[日]滨下武志、[美]马克·塞尔登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50年为视角》，马援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德]戈特弗里特—卡尔·金德曼：《中国与东亚崛起(1840-2000)》，张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56)[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姚曾廙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742页。

责任编辑：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