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费老那一代学人的研究，如杨庆堃的南景村研究、杨懋春的台头村研究、林耀华的金翼黄村研究等，在几十年后重新进入中国后辈学人的学术视野，这些海外知名的中国田野点，又一次成为现当代学人回访研究的重点。

　　开弦弓村，这个中国长江流域的一个普通村落，因其学名“江村”而广为人知。1936年，时年28岁的费孝通先生来到开弦弓村进行社会实地调查，1939年在此基础上完成的英文版《江村经济》成为世界“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时至2016年，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已经80周年，我们在此之际纪念和回顾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曾为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理论化”，为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使我们更加明白自己如何去实践历史担当。今天，中国社会学正处于历史上难得的好时期，我们需要从更高的位置、更广阔的视野认真思考如何构建自身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需要增强整体合力和担当精神，主动为推进中国社会学自信地走向世界，并让世界实际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特质而发挥积极作用。这些年来，当我们研究团队一起讨论如何才能全面系统地加强中国本土社会学知识积累时，就会想到以费孝通先生“江村研究”为代表的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经典研究的学术遗产。本文以“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江村学’”为题纪念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80周年，这篇文章正是我们从这些学术遗产中汲取资源的一个成果，希望与大家分享并能形成进一步的讨论。

　　“江村研究”的再认识

　　江村，作为费孝通先生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的起点，也是他躬耕一生探寻“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接榫之处”这一核心命题时不断追踪与回溯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江村的研究所秉持的扎根社会生活实践、坚持“到实地去”观察、体验和探究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已经成为一种 “江村范式”或“江村精神”，直接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及社会学者投身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研究”持续了整整70年，这是近现代中国人类学社会学史上持续跟踪调查时间最长的、跨越了“文野之别”产生广泛且深远影响的追踪田野调查研究。自1936至2002年，他重访江村共计26次。1981年他“三访江村”时决定从吴江县开始，自江村更上一层楼进入“小城镇”的调查。1984年他走出江苏省，一路走边区，从内蒙古西行宁夏、甘肃。1991年走进西南山区，另一路走沿海各省，从浙江、福建、广州到香港，合纵连横“下活全国一盘棋”。“九访江村”时，他盘算着应及时抽回身去，重返故土，从头做起，并在这再循环的过程中检验自己以往的看法。半个多世纪以来，费孝通先生沿着“江村—小城镇—中小城市—大城市—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的“行行重行行”，先后提出了“调谐城乡关系与乡土重建”、“重视区域经济与小城镇模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反思全球化倡导文化自觉”等一系列对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学人类学思考。正是得益于持续70年的对江村的跟踪式观察，费孝通先生始终将其理论的基础植根于具体而完整的实证研究之中，完成了一次次“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二次航程”。可以说，“江村研究”所蕴含的学术遗产为我们对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术话语或理论体系的建构带来许多重要启示。

　　2010年在学习和领悟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我们申发了费孝通先生一以贯之的追问，即“文化主体性问题”。我们认识到，应对现代性的问题进行反思并寻找中国现代化的主体性，是中国知识分子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如今的问题便是在全球化乃至今日“后全球化”的逆流中，中国社会学如何“再补一补课”。因此，值此费老“江村调查”80周年之际，我们试图将费老从江村调查出发而构成的研究思考，提升到一种范式意义上来重新加以理解和认识。我们希望通过“江村学”的提出和不断推进，有更多的学人参与到“江村式”研究的“学术接力”中来，汲取社会学前贤在中国化和理论化方面的优良传统，通过共同努力改变目前本土理论研究的碎片化现状，在深入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回答中国问题中，不断提升文化自觉和学科水平，以全球化的视野、整体性地把握中国社会变化的脉搏，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现代性的道路，并发挥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作用，作出“实事求是”的符合中国实际的解读和分析。刘豪兴教授这一段时间以来也提出了“江村学”的思考。我想：心有戚戚焉，这或许不仅仅是个巧合，更可能是中国社会学发展到今天，学科发展和理论话语建构的自觉需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