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字静安，又字伯隅，晚号观堂（甲骨四堂之一），谥忠悫。浙江嘉兴海宁人，国学大师。

　　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金石学、甲骨文、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甲骨四堂[(郭沫若（号鼎堂）、董作宾（号彦堂）、罗振玉（号雪堂）和王国维（号观堂）]之一。王国维精通英文、德文、日文，使他在研究宋元戏曲史时独树一帜，成为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著述甚丰，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观堂集林》、《古史新证》、《曲录》、《殷周制度论》、《流沙坠简》等62种。

　　人物生平

　　1877年出生于海宁盐官。

　　1882年入私塾。

　　1893年中秀才。

　　1899年进上海《时务报》，业余去罗振玉东文学社学习外文及理化，开始接触西方文化。

　　1901年秋，受资助赴日入东京物理学校。次年夏，因病回国。

　　1903年起，任教于通州和江苏师范学堂，讲授哲学、心理学等。写出《红楼梦评论》等多篇哲学、美学论文。后自编为《静庵文集》，于1905年出版。

　　1907年，北上，任学部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期间，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

　　1911年，前往日本。

　　1916年，受邀回国为哈同所办仓圣明智大学编辑学术刊物。又为藏书家蒋汝藻编《密韵楼书目》，并参加纂修《浙江通志》。

　　1917年，著《殷周制度论》。

　　1923年，应逊帝溥仪之召，北上就任“南书房行走”。

　　1925年，应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讲授经史小学，并研究汉魏石经、古代西北地理及蒙古史料。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四大导师。

　　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原因说法不一，及后葬于福田公墓。

　　个人成就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

　　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王国维提倡以“地下之新材料”补“纸上之材料”，是为二重证据法。王国维首先用出土甲骨文，考订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字和前后顺序，证明了历史记载商朝君主世系的可靠性。二重证据法成为中国史学理论的重大革新，为古史及文献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首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4]，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是非常有趣的见解。

　　名人评价　　

　　“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梁启超

　　“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郭沫若

　　“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陈垣)先生两人。”——伯希和

　　“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胡适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懂的音译》）——鲁迅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陈寅恪

　　“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王攸欣

　　晚年胡适曾回忆王：“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关于《殷周制度论》（1917年）一书，旅美作家李劼认为：“从《殷周制度论》所揭示的殷周之异稍稍跨前一步，人们就可以发现，中国曾经是一个民主的联邦国家。虽然那样的民主联邦与美国式的联邦合众国颇有异趣，但在本质上却是完全相同的。也即是说，民主和联邦，并不是西方文化的特产，并不是美国特有的国情，而同样也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最为始源的传统。”

　　陈寅恪撰文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