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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
1
翦氏夫妇搬到北大燕东园后，父亲去探望过他。
回得家来，父亲高兴地向我们描述了他的居所，说：“共产党给他的待遇不低呀！一幢小楼，有专车，有炊事员，有保姆，有秘书。我看，这是官员的规格，而非教授的享用。”其实，中共给他的待遇还真是从政治出发。只不过那时的父亲，不知道翦伯赞是中共党员。
院系调整后，在知识界紧接着进行批判胡适、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的运动。北大处在这些运动的中心，高级知识分子谁也别想跑掉。尽管翦伯赞在解放前也撰文批判胡适，但对于这样一些带有思想清洗和政治迫害性质的运动，身为系主任的他只限于政治表态、口头发言。运动的领导组织工作，均由系党总支负责。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翦伯赞不能从容不迫且又游刃有余地协调和化解政治需要和学术良心之间的矛盾了。他毕竟是个学者、史学家。历史的思辨能力赋予他洞察现实的眼光，善良的本性让他保持着正直，而倔犟的脾气又驱动着他发出了属于自己却并不怎么符合政治要求的声音。比如，在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有人立即将他的谈话汇报上去。
可以说，在北大历史系，脚踏政治、学术两个圈子的翦伯赞在竭力维护和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这特别体现在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上。他一方面引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具体理论，另一方面则强调对历史资料的广泛搜集。几年下来，到了反右前夕，他领导的历史系已经有了一批业务优秀的教学人才和骨干。
2
1957年的夏季，反右运动开始。民盟、农工这两个民主党派，被确认为运动的中心。身兼两党要职的父亲，自然被置放在运动中心的中心。自
一天晚上，我在父亲的书房玩。
他对我说：“去把你妈妈叫来，有件事要商量。”
母亲来了，站立在大写字台一侧。问：“什么事？”
父亲说：“想叫翦伯赞来一趟，请这个历史学家分析分析我现在的问题。健生，你看怎么样？”
“好，太好了。”母亲十分赞同。我特别高兴，又能见到从娘胎里钻出来就认得的翦伯伯了。
洪秘书马上联系，得到的回话儿是：一定来，但最近很忙，具体会面的日子，通过电话商量。
这话，已经让父亲很知足了。一有电话铃响，父亲就竖起耳朵听，听听是不是翦家打来的。隔了两、三天的样子，翦家的电话来了，说是当日下午来看
翦伯赞下午没有来。父亲坐不住了，东张西望，来回转悠。后翦家打来电话，说：晚上才能来。这样，父亲又催着开饭。于是，全家早早地围坐于东屋圆餐桌，顶着盛夏火一般的夕阳，大汗淋漓地吃着晚饭。父亲一句话不说，三刨两扒地把半碗米饭吞下，甩下筷子走了。那样子比情人约会还着急。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银白的月色下，庭院中的假山、影壁、柳树叶，马尾松，呈现出怪异的姿态，花也格外地香———那是两棵高高的洋槐散发出来的。门铃响了。听到这声音，不知怎地我一整天的喜悦，突然没有了。而这时的父亲，眼睛里闪着光。
父亲把民盟、农工以及交通部从整风到反右的过程叙述了一遍，又把自己从整风到反右的表现讲解了一回。再把前两日在家里召开的“提意见会”的情况介绍了一番。翦伯赞仰头闭目，靠在沙发上。精神显然不够好，但父亲的每句话，他是听进去了。
接着，父亲问：“老翦，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突然成了政治上的右派？而且，这个右是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做注解的。”
翦伯赞不回答，眼睛却睁开，望着雪白的天花板。
“老兄，我请你来，就是想求得一个答案。没有答案，有个合乎逻辑、合乎事实的解释也可以。”
翦伯赞仍未开口。
“老翦，你知道吗？自从
翦伯赞还是默不作声。
父亲有些激动了，站到他的面前，说：“我不揣测别人怎样看待我，但我自己必须要把问题想通———”
翦伯赞唰地站起来，和父亲面对面，带着一股凶狠的表情，说：“你能做个老百姓吗？或者像个老百姓吗？”
父亲愣在那儿，一动不动。翦伯赞捧起茶杯，一饮而尽。
“伯钧，你知道自己现在的地位吗？”说这话的时候，翦伯赞解开西服上衣的纽扣，在房间徘徊。不知怎地，我觉得他此时很激动。
“我知道———部长，两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还有政协副主席。”
翦伯赞直视父亲，说：“不，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搞明白了吗？”
“我不这样看自己。”
“你是不是这样看，已不重要。事实如此。”
“事实如此，那又怎么样呢？”
翦伯赞一手扶墙，背靠着父亲。听到这个问话，猛地转过身来，正色道：“你怎么还不明白？愚蠢到非要叫我说穿？”
“要说穿，因为我现在是最愚蠢的。”
“我问你，‘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是个什么含义？”
“什么含义？”翦伯赞什么也不说。
始终站立的父亲，缓慢地坐进了沙发。自语道：“懂了，全懂了。”
翦伯赞的三言两语，像一只古旧却依然管用的探海灯，在父亲眼前顿放光明。
父亲拍着宽大的沙发扶手，说：“可笑之至，愚蠢之至。我居然还请民盟的朋友来提意见。”
翦伯赞很快结束了谈话，并告辞。
临歧握手，曷胜依依。翦伯赞怆然道：“半山新村的日子没有了。”
父亲说：“我很感谢，很感谢。”是夜，月色如镜。
3
1961年的夏季，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中央统战部请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去内蒙的海拉尔市避暑。其成员的政治面目各色各样，有左派骨干，有右派头目，有纯粹学者，还有统战干部。父亲被容许带着全家前往。
一日下午，突然有人敲门。母亲边说：“请进！”边去开门。
见翦伯赞立于门外，全家都傻了。
“翦伯伯！”我跑过去拉着他的衣袖，不放。
“伯钧，我特地来看你。”
“老翦，你怎么来了？”父亲喜出望外，兴奋不已，像分离很久的兄弟骤然晤聚。是呀，现在人人都忙活着紧跟形势、渴望着脱胎换骨，有谁还记得含泪滴血的故人。
翦伯赞告诉父亲：前不久，国家建立了一个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经李维汉提议，受乌兰夫邀请，组团访问内蒙古。他知道统战部搞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来这里避暑，便要了个名单。一看，上面有章伯钧三个字，便决定要来看一看。
父亲问：“你还要看谁。”
“谁也不看。”说罢转向我，问：“小愚，还记得我家的锅巴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母亲的眼圈蓦地红了。
“记得，记得。”我说：“翦伯伯，我怎么会忘了呢？”
“记得就好。”翦伯赞笑了，又问父亲：“这几年，你的情况怎么样？”
“如老僧守庙。”
翦伯赞点点头，他或许能体味出这僧人般空寂底下，所隐藏的失落、耻辱、容忍，以及被极度压制的自由意志。
“民盟的情况呢？”
“你以为民主党派还有起色？人在世间，梦在天上。幻想是逐渐灭亡的。而令我最痛心的事，莫过于看它生长，又看它灭亡。”紧接着，父亲提高了音调，说：“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李维汉。”
翦伯赞对母亲说：“健生，这次和你们一起来的还有许多老朋友呀，大家又见面了。”
父亲不等母亲开口，即道：“我和健生还有什么朋友？老翦，你是个史学家，该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现在不思考、不研究，将来发生的事，恐怕连思考的时间和研究的余地都没有了。”
翦伯赞听父亲这样的议论，一句也不反驳。
客厅里出现了停顿的寂静。我面对着翦伯赞而坐，发现他竟也老了许多，头发更白了，抬头纹像刀刻一般，眼睛深陷，目光透达而忧郁，又像是在质疑什么。
我想打破这个沉闷的局面，便问：“翦伯伯，你好吗？”
“我不好！什么都不好！”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口气恶狠，目光怨毒。犹如一锅沸水渴望着横溢和宣泄。
我又说：“我当初考大学的时候，报考的第一志愿就是你的北大历史系。”
话刚出口，胸揣怨火的他，大声喝道：“学什么历史！考什么历史系！现在历史系的学生连句子都断不来。教育一塌糊涂，史学一塌糊涂，社会更是一塌糊涂。我看，没有什么事情是好的。”
父亲说：“听说，北京大学也要搞人民公社，把个大学办成科学、教学、生产、军事、劳动的联合基地。老翦，是这样吗？”
“什么基地？都是放屁！现在是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学生不像学生，教授也不像教授。”
一切都哑默了，谁也找不出话题来。激动又惊骇的父亲，围着沙发踱来步去。
……
我想，一次会晤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翦伯赞已经在光彩的照耀和周遭的破败对比中，找回了自己；从政治需要的从属关系中，剥离出属于学者自己的本质。像晨曦梦回时的一弯晓月，散发着清朗、辽远和庄严。
4
1968年10月，在中共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老人家还以翦伯赞、冯友兰为例。说，今后还得让他们当教授，不懂唯心主义哲学就去问冯友兰，不懂帝王将相历史，便去找翦伯赞。又言，今后在生活上可以适当照顾。北大军宣队在向冯、翦传达了“最高指示”后，还把翦氏夫妇迁移到燕南园的一幢小楼，独家居住。他俩住楼上，派了个为他们服务的工人（杜师傅）住楼下。这时，谁都以为翦伯赞被毛泽东解放了。翦伯赞也以为自己获得了解放。
万万想不到：没过一周，致命之祸降临到他的头上。致命之物不是别的，正是翦伯赞长期从事的“统战”。事情曲折复杂，核心是关于刘少奇的定案问题。1968年尚未废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已内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具体罪行之一是曾与蒋介石以及宋子文、陈立夫勾结。三十年代在蒋、刘之间周旋的人，就是谌小岑、吕振羽和翦伯赞等人。于是，他就成为刘少奇专案组所搜取的有关此事的证据，或许还是唯一的证据。
最后，巫中说：只给你三天的机会。三天后我再来。
翦伯赞闭口不语。
巫中冲到跟前，把手枪顶在翦伯赞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说，不说马上就枪毙你！”
翦伯赞却依旧回答：“我没什么可以交代的了。”
尽管巫中空手而归，翦伯赞却已有轻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泽东说要给他出路，事实上的生路又在何方？
绝望之心，生出决绝之念。
第二天，人们发现翦伯赞夫妇服用过量“速可眠”，离开了人世。他（她）俩平卧于床。二人穿着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在翦伯赞所着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一个坚毅顽强的人，就这样骤然消失。翦伯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可能多有不足，但他的灵魂洁白如雪。古人云：进不丧己，退不危身。进不失忠，退不失行。--这是一个很高的行为标准和道德规范。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翦伯赞做到了，以生命为证。
贤淑娇小的戴淑婉也跟着走了。几十年来，作为妇道人家，柔弱的她只存在于小家庭。但在人生结尾处，竟是那么的耀眼。“柔软莫过溪涧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她以死鸣不平。
翦伯赞的自杀和字条，又像个死结打在我的心口，一直想解开，又一直解不开。对此，我请教了许多人。解释也是各种各样。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而手书的“三呼万岁”又是什么呢？———是以此明其心志，为子女后代着想？是对文革发动者的靠拢，在以死对抗的同时，表示心的和解？我总觉得翦伯赞不同于老舍，也不同于邓拓。他的手书“万岁”一定有着更为隐蔽和复杂的内容。一天，我拿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去问陈徒手。研究当代文学的他翻查过大量的“文革”资料。
他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自杀的标准格式。
我想：需要多么酷烈的力量，才能将一个史学家的体魄挤压到标准格式里！
翦伯赞的骨灰抛撒于何处？
据说，北大当时的负责人是决定要保存骨灰的，可派出的执行人在火葬场填写的“骨灰处理”一栏中却写着“不要骨灰”。孰真？孰假？至今无人说明。
翦伯赞的学生不少。其中一人是学得不错的，师生关系也密切。“文革”爆发的一刻，此人贴出大字报，标题是《反共老手翦伯赞》，旁边配有漫画。画的是翦伯赞抱着一部《金瓶梅》，嘴里流着口水（注：那时，北大一级教授可购买一部《金瓶梅》，翦为一级教授）。官方正式给翦伯赞平反后，此人撰写长文，题目是《我的恩师翦伯赞》。
逼死两条人命的巫中，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他大概还活着。
“甚西风吹梦无踪！人去难逢，须不是神挑鬼弄。在眉峰，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这是《牡丹亭·闹殇》里的杜丽娘于夭亡前，悲情苦境，触目心酸的咏唱。《牡丹亭》是令我百读不厌的古典剧作，尤喜以苦境写苦情的“闹殇”一折。汤显祖笔下的这个美丽少女甘愿付出生命做代价去到阴间，以换取不受强制性社会束缚的行为自由。杜丽娘的形象至今作用于我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这其中就包括对像储安平、傅雷、翦伯赞这样一些———以生命换取自由的父辈的理解和感受。
前不久，年逾花甲的我，突然发现脸上的那块记又明显起来。看到它，自会想起儿时情景。想起翦伯伯搬起我的脑袋“辨认”一番后，严肃地说：“记还在，这丫头是小愚！”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 2004年07期
责任编辑：斯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