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汤用彤在利用敦煌经卷等新旧史料研究佛道教方面，为世人树立了典范。他对敦煌研究的倡导，为北大文科研究开出新路，并使中国敦煌学研究走上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之路，逐渐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国外”的局面。

　　1943年1月19日，汤用彤致函胡适，力陈学术建树为大学立足之本，并以开辟敦煌调研为重点加以具体阐释。信中说：“北大南迁以来，其固有之精神虽仍未衰，而为时势所迫，学校内部不免日嫌空虚。以文科而论，同人研究进修并未中辍，前年出版四十周年纪念刊，近又油印发行论文十余种，其中文学院同人所著颇有可观者，而比之我公领导下学校极盛之时，至少在数量上，实觉远逊。此其故，固亦由个人生活不安，工作效率低减，然学校财政支绌，事业无由发展，北大有名之‘自由研究’渐趋不振，同人精神无所寄托。”他特别强调：“夫大学之地位，首赖其在学术上之有所树立。北大同人若不及时努力，筹募经费，力谋建树，将来在学术上之地位必见低落。”因经费紧缺，极望胡适予以援助。

　　汤信中着重将敦煌文物调查已迫在眉睫的情况报告胡适，并陈述了向达（字觉明）在敦煌考察的成就及其困难，为此敦请胡适为敦煌文物调查筹款。“去岁向觉明赴西北之前，又曾以此间需要上陈。现在文科情形较前尤为吃紧，亟望我兄之援助。昨日接觉明自敦皇（煌）千佛洞来书，谓彼曾得王重民函，转致尊意，谓将筹款为文科研究所基金及西北考察事业费，闻之不胜欣慰，为学校贺。但此间情况必将日劣，伏望早日成事。而且文科领导无人，尤望我公之能提早返国，至为祝祷。觉明此次以北大教授名义，参加中央西北考察团，其薪津由北大付，此外稍寄去小款，自不够应用。然觉明于交通阻塞之秋，万里长征，所获已不少。实物例如收得回鹘经文一卷，为国内所无。其在敦皇（煌）所调查者，逾三百余窟，比之伯希和记录多约百余。盖觉明精力过人，而相关学识之富，并为国内首选，西北考察如由彼主持，实最合宜。又近来国人颇言开发西北，敦皇（煌）艺术遂常为名流所注意，然其所成立机关之一，以于髯为护持，张大千为主干，西北古迹之能否长保，恐为一疑问。以故敦皇（煌）文物调查不能再缓，而我公为西北调查所筹款，亦宜委托北大专管，务求用途得当。此虽弟一人之私意，实为学术之公心也。”

　　向达是汤用彤的得意门生，时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汤用彤积极支援向达西行，信中所说“去岁向觉明赴西北”即指向达代表北大参加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的西北史地考察团，并于1942年春经河西走廊到敦煌，考察莫高窟、万佛峡等地。返回后，他针对某些名流随意剥离洞窟壁画的现象，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连带的几个问题》，提出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学术机关管理，开展研究工作。这一建议促成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立。在汤用彤致函胡适后，同年7月至次年，向达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再赴敦煌，做了大量重要原始记录，后来陆续发表《敦煌藏经过眼录》、《西征小记》、《莫高、榆林杂考》等多篇论文，迥异于书斋中的文献考据之作。而汤用彤在利用敦煌经卷等新旧史料研究佛道教方面，也为世人树立了典范。他对敦煌研究的倡导，为北大文科研究开出新路，并使中国敦煌学研究走上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之路，逐渐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国外”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