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敦煌石窟所藏的成千上万的画卷，整体色彩协调，造型特征突出，人物惟妙惟肖，有些绘画带有犍陀罗艺术特征，这些都使我产生了研究和记录它们的冲动。

　　2011年10月至2012年1月，印度佛教文化学者夏尔玛应章必功校长之邀，成为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派往深圳大学的第四位讲席教授。夏尔玛是当代印度最杰出的佛教文化学者之一，她与印度著名学者、印度文化国际研究院第二代掌门人、84岁高龄的金德尔教授合著的《敦煌佛教绘画》（Buddhist Paintings of Tun-Huang in the National Museum, New Delhi）一问世，就引起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近期，笔者就其敦煌研究的相关问题对她进行了采访。

　　郁龙余：敦煌学研究是一门世界显学，但是印度学者之前迟迟没有加入其中。致使在2003年成立的“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CILCDS）以及委员会的干事中，印度学者都缺位。因为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大部分敦煌文物没有对外开放，所以《敦煌佛教绘画》中收录的很多绘画在全世界属于第一次亮相，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那么，是什么动力驱使您投入到敦煌研究工作中的？

　　夏尔玛：当我在进行艺术史专业学习的时候，就对敦煌石窟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曾多次参观并研究过印度的阿旃陀石窟。阿旃陀石窟是佛教绘画最早期的表现形式。虽然它比敦煌壁画要早几个世纪，但相比起来，保存状况要好许多。阿旃陀壁画色彩鲜艳夺目，绘画内容除了对《本生经》的描绘外，还涉及其他题材。

　　当前，关于莫高窟最早、最完整的记录应该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1920—1924年出版的《敦煌石窟》图册。后来，也有凹版印刷的图片，画面清晰，但都是黑白色的。我阅读了英国探险家奥莱尔·斯坦因对千佛洞的考察笔记，以及印度文化国际研究院馆藏的大量相关书籍。斯坦因中亚考古探险系列考察笔记中记录的敦煌第17号石窟中所藏的文献，是当今世界上最多的。从这些书籍中，我看到了敦煌登峰造极的艺术风格，敦煌石窟所藏的成千上万的画卷，整体色彩协调，造型特征突出，人物惟妙惟肖，有些绘画带有犍陀罗艺术特征，这些都使我产生了研究和记录它们的冲动。

　　每次参观新德里国家博物馆，我都会看到馆藏的敦煌画卷，它们使我想起了许许多多的行者，如法护、玄奘……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能将这些画卷出版成书，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它。此外，我还对很多相关问题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如：敦煌佛像与巴米扬大佛之间是否存在关系，《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九、十卷中收入的中文版《大方广佛华严经》又有怎样的历史背景等。

　　汉语复杂的表意性及中国佛教的博大精深，总使得印度学者对汉学研究望洋兴叹。我认为，印度学者应该加入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我与金德尔教授合著的《敦煌佛教绘画》，应该说是印度学者研究敦煌的开始。此外，新德里国家博物馆存有大量馆藏的敦煌文献资料，包括纺织品和刺绣品等，我们已承诺要完成出版新德里国家博物馆其他所有馆藏的敦煌文献。

　　郁龙余：您和金德尔教授在着手《敦煌佛教绘画》出版成书工作中有哪些困难？

　　夏尔玛：当我最初把撰写《敦煌佛教绘画》一书的想法告诉金德尔教授时，他很赞同。于是，我们就开始投入这项工作。拍摄画卷，除了需要高额的拍摄费用，还需要高精密度的摄像器材。保留室的光线很暗，很多时候得靠手电筒的光亮来拍摄，有些绘画由于叠放挤压而损坏变形，这些都为当时的工作带来困难。这部作品的问世无不归功于三年里拍摄、撰写、出版中的付出以及我们无限的热情。

　　郁龙余：能否简单地谈谈您今后的敦煌学研究计划？

　　夏尔玛：当我开始撰写《敦煌佛教绘画》时，我将自己的研究范围仅限定在绘画上。但是，当我在拍摄这些馆藏画卷过程中，又有更多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了我，如刺绣品、纺织品等。我迫切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继续深入地研究它们。

　　郁龙余：有学者认为，敦煌学研究中的许多难题对于印度学者来说并不难，有的只是对一些常识性知识的掌握，您怎样看待这种说法？

　　夏尔玛：敦煌石窟融汇了两千年来多种不同的文化，印度学者如果有梵文、中文和藏文等多方面的知识掌握，便可从艺术、哲学和肖像解释等方面提供新的线索。如对前面所提到的敦煌佛像与巴米扬大佛之间的关系都会有更深入的阐释。

　　郁龙余：根据您对敦煌学的研究，可否对西方学者的敦煌学研究发表些评论？

　　夏尔玛：法国、德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学者关于敦煌的研究都有自己独特的见地，因为学者们掌握着不同的图像资料、翻译文本以及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献资料，这些都十分珍贵，会让我们对敦煌的了解更为深入和全面。同时，不同的研究模式也为研究、阐释敦煌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跨文化交流中心开辟了越来越广阔的途径。

　　郁龙余：从研究主体的视角看，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00—1944年是第一阶段，研究的主体是西方学者；1944—2011年是第二阶段，研究的主体是中国学者，仅一个中国敦煌研究院就有500多人；2011年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由于印度学者的加盟，敦煌学研究进入到全面发展阶段。您认为，印度学者在敦煌学研究中，将发挥什么样的独特作用？

　　夏尔玛：我同意您将敦煌学研究分为三个时期。金德尔教授和我是最早进行敦煌学研究并撰写有关著作的印度学者。全球视野下的敦煌学研究涵括了一个世纪以来东西方思想的精粹，而我们的强项是可以从微妙的角度领悟梵文文献中的轮回思想，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敦煌学研究永无止境，敦煌就像一个宝库，它会催生一批批丰硕的、令人兴奋的研究成果。

　　郁龙余：有学者认为，在敦煌学研究中，印度学者同中国学者一样是不可缺位的。请您从敦煌学的构成和印度学者的知识结构的角度，来谈谈您的看法。

　　夏尔玛：各国的参与研究都是不可缺少的。印度学者和中国学者的知识结构在认知上有细微的差别，任何新的阐释都会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灵感和思路。正如我们两个国家的文化，相互影响长达几个世纪，这些也都将有利于我们的研究合作。

　　郁龙余：您在服饰研究上的成就是否有助于对敦煌艺术的研究？

　　夏尔玛：我对纺织品和服饰都很感兴趣，这些对我研究细密画织物、鉴别雕像和绘画风格都很有帮助，在此基础上我完成了《拉格玛拉绘画中的服饰和织物》（Costumes and Textile in Ragamala Paintings）、《新德里国家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的楼兰织品》（Lou-lan Textiles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at the National Museum, New Delhi）等论文的写作，以及这本《敦煌佛教绘画》。（王璧/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