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写本文化不仅应该包括写本学与书籍史研究,更应注重以写本为书写载体的知识传统的成立诸相的探究。表面上是以物质形态的写本为核心,真正的文本创制、知识传播、信仰实践的中心环节,却是书写者与阅读者。 　 

　　写本文化研究,原本是非常冷僻的学问。近年来突然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甚至有构架甚为宏大的国际合作项目,从梵文写经、死海古卷、埃及纸草文书、泰米尔碑铭,直至明清稿抄本、批校本,但凡手写文献,无所不包。愿景十分令人鼓舞,但又多少给人以茫无涯际的感觉。不过,我觉得在积累研究个案的基础上,进行世界写本文化史的综合研究,或许是值得尝试的新领域。 

　　以往的写本研究大体不出以下两个维度:文本内容考释和物质形态研究,后者亦称为写本学,或被纳入书志学的范畴。随着研究的深入,原先专攻写本学的学者,开始致力于综合考察二者的关系。所谓写本文化,表面上是以物质形态的写本为核心,真正的文本创制、知识传播、信仰实践的中心环节,却是书写者与阅读者。 

　　皮埃尔-西尔万·菲利奥扎教授的演讲(载2014年12月26日“文汇学人”),不仅让我们获得了许多关于传统印度的抄写匠职业的新知,而且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和印度写本文化比较研究的广阔前景。尽管存在文献的年代落差,但是由于写本文化的共通性和延续性,这种比较研究依然是可行的。我试举几例加以说明。 

　　菲利奥扎教授指出,传统印度写本的抄写方式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根据梵学家的口述听写,还有一种是根据原本抄写新写本。不论哪种方式,都有可能造成一些讹误,因此在他们的题记中,有时会请求读者宽容他们的过错,行业中也流传一些诗歌描述他们的艰苦工作。这两种写本的作成方式,固然是普遍性的类型,在世界各写本文化中也是最为常见的,但是菲利奥扎教授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有意思的资料细节。 

　　在敦煌写本中,我们可以找到颇为相似的例证。例如,自大中九年(855)三月份开始,法成在沙州开元寺讲《瑜伽师地论》,直到大中十三年末或大中十四年初去世为止,大约一个月一两卷,听讲弟子有智慧山、谈迅、福慧、法镜、一真、洪真、明照、恒安等,部分弟子听讲《瑜伽师地论手记》与《瑜伽师地论分门记》的笔记本在敦煌藏经洞中保存下来。S.5309《瑜伽师地论》卷三十题记:“比丘恒安随听论本。大唐大中十一年岁次丁丑六月廿二日,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于沙州开元寺说毕记。”对于抄写错漏之处,敦煌的抄写者,也会写上一些自谦、自责或自辩之词,在著名的P.3780《秦妇吟》写卷末尾,我们可以读到学士郎马富德自称“手若(弱)笔恶,若(多)有决错。名书(师)见者,决丈(杖)五索。”对于辛苦的抄写工作的抱怨,敦煌也有不少有趣的诗作,例如净土寺学郎员义写完《事森》后,题诗一首表达对待遇太差的不满: 

　　写书不饮酒,恒日笔头干。且作随宜过,即与后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