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的张力:EPR论争中的爱因斯坦、玻尔和泡利》, 白彤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中国经历过与当今万国体系类似的世界,即春秋战国。今天的世界,只不过是放大的战国,放大的诸子时代。儒家与中国历史中的天下体系,确实不适用于当代,但是可能是在预示着世界的未来。

　　百多年来,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共识是,中国被西方打败的原因是中国处于前现代,而西方已经进入现代。后者进入现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乃至其强盛的一大原因,是其所采取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形式,特别是由同一血缘的民族组成一个国家的这种形式。因为血缘同一,国就是一个放大的家,所以能够同仇敌忾。

　　反观中国,有宗族,有天下,却没有国家,更不知爱国,这是中国人麻木不仁的原因之一。于是,美国右翼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1921-2008)说,中国是一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而近代以来,中国人与西方人努力地把中国装入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框架中。按照有些学者和政客的理解,这不但对于中国的复兴很重要,并且关乎世界和平。这是因为,传统中国采用天下体系,中国位于天下中心,让四方来朝,因而无法与他国平等相处。中国如不放弃天下体系,其复兴必会威胁万国体系,威胁既有的国际秩序。于是,一百多年来,我们努力把自己改造成民族国家。至于改造对传统在精神上和物质层面的摧毁,那都是祭祀现代国家这面旗帜的必要牺牲。

　　作为一种方案的民族国家

　　但讽刺的是,当我们中的一些人期待着中国高举民族国家的大旗,加入现代(西方)国家之林的时候,西方国家却从自身经历看到,民族国家以狭义的国家利益为指南,遵循敌我划分的强权政治原则,也是导致动乱与战争的来源。后发的民族国家,比如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走的都是先富强、再复仇的道路。于是,西方炮制“人权高于主权”的模式,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并以此诟病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

　　那么问题来了:从民族国家到“人权高于主权”,是否现代化的必经道路呢?如果是,我们也只好在被怀疑和被诟病中继续追赶西方。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如笔者在不同地方都指出过的,西周的中国与中世纪的欧洲都是一级级贵族代理、自治的制度。无论是从对上还是对下的关系看,诸侯对领土都没有绝对主权。在这种制度的崩溃中,各级贵族都凭借自己的实力,卷入了存在或死亡的混战。最终涌现出来的胜利者领导着广土众民的大国,而在他们之上,再没有天下共主或者更高的权威,在他们之下也不再有拥有自治权的贵族。这样,虽然中国的战国时代没有用主权国家的概念,但是在欧洲与中国,由陌生人构成的实质上的主权国家都出现了。

　　在这样的国家里,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它靠什么团结其人民?任何政治实体,都要有内在凝聚的办法,否则就不过是一盘散沙。封建时代的凝聚办法,不适用于大的陌生人群体。春秋战国与欧洲现代早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就不得不回答,在这种新的广土众民的陌生人大国里面,国家的凝聚力何来的问题。

　　欧洲发展出来的民族国家,是回应这一现代性共通问题的一种方案。而对这一问题,先秦儒家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在考察各种方案之前,我们不能说,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唯一方式或是最好的方式。下面,我们不妨理解一下儒家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