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他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把自律看作做人、做事、做官的基础和根本。他深刻地指出，“古人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第一位的。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从反腐倡廉的实践来看，如果说反腐倡廉中反对“四风”是“破”，那么，“三严三实”则是“立”。如果道德自律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制度反腐与心理建设结合起来，筑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精神长城。因此，有必要系统阐发关于道德自律的理论思考。

　　“心外无理”与价值信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道德自律作过形而上思考，并对心理建设具有正能量作用的，莫过于强调以“破心中贼”为己任的阳明心学。王阳明系统地提出道德自主自律、创立“破心中贼”的心学体系。对关于道德自律的形而上思考具有现实意义的，是阳明心学关于“心即理”、“心外无理”的第一个理由。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理”，“圣人之道，吾心自足”，一切“求诸于心”。他既强调道德行为是由道德意志生发而来，同时又强调道德自主自律是人心的内在本质，从而为人心道德寻找本体论的根据。“心即理”的提出是他有感于朱熹判心与理为二，忽视了道德实践所致。“心外无理”以及后来提出“知行合一”，也是有感于当时的社会风气。针对当时人们言行不一的情况，王阳明颇有感触地说：“功利之说，日浸以盛，不复知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这种知行分离的情况，在生活中突出的表现，就是口讲圣贤之学，而实求私欲功利。这就提醒我们，要做到道德自律，首先必须相信人类内心存在某些神圣的道德价值，这些道德原则是人为自己所设立的不能亵渎的道德“立法”，这不是由于害怕惩罚，而恰恰是做人的基本人格所要求并不可丢弃的。

　　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我们党员、干部队伍中，信仰缺失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他批评，在一些人那里，有的以批评和嘲讽马克思主义为“时尚”、为噱头；有的精神空虚，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飘渺的幻想，“不问苍生问鬼神”，热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气功大师”；有的信念动摇，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国外、钱存在国外，给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有的心为物役，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心里没有任何敬畏，行为没有任何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