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想到地球，“我”要负责任地生活——访布达佩斯俱乐部创始人、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科学顾问欧文·拉兹洛）

　　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1932年生于匈牙利，当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曾荣获2004、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拉兹洛是布达佩斯俱乐部创始人和主席、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科学顾问，现为太湖文化论坛荣誉常务理事，担任《世界的未来》、《广义进化论》杂志以及《广义进化论研究》（英文）、《新科学》（德文）主编。拉兹洛先生共撰写和编辑了近90部书，被译成23种语言，其中有十几部中译本。他的哲学专著《系统结构经验》、《系统哲学引论》和《用系统的观点看世界》等奠定了其系统哲学创始人的地位。拉兹洛先生还是一位具有很高造诣的钢琴家，曾录制七部个人演奏古典钢琴曲的唱片。

　　一个更注重给予而不是索取的社会是一个健康的趋于繁荣的社会，其成员之间充满了通情达理、团结和友爱。分享使这些生命共同体更有凝聚力，而占有和聚敛则会制造分裂、带来竞争、产生妒忌。

　　初见欧文·拉兹洛先生，是在2013年5月18日太湖文化论坛以“加强国际合作，建设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年会期间。他的主题发言“‘求同存异’的星球文化宣言”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思想家和科学家，拉兹洛时刻关注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尤其在青年时代之后，全球问题就一直是他最主要的关切点。如今他已年过八旬，但精神矍铄，对一切新生事物都保有最初的好奇心和新鲜感。他常年往来于世界各地，为提升全球意识、促使人类集体意识发生革命性变化、推行全球伦理、保护地球生态环境而努力。近日，记者就人类进化、全球生态危机等相关问题采访了他。

　　1、我们需要“求同存异”的星球文化

　　我们需要这种“求同存异”的星球文化。通过有责任感的个人及其所属国家和地区有目的地共同发展这种文化，就能够创造世界生态文化，进而确保人类繁荣昌盛。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18日，在杭州举行的太湖文化论坛第二届年会上，您提出的“人类已成为一个濒危的物种”这一论断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您能否对此作进一步解释和说明？

　　拉兹洛：是的，我在论坛上的确说了这句话。从根本上说，是人类自己把自己变成濒危物种的。一般说来，当一个物种变得濒危的时候，灭绝可能是其最终的命运，而目前人类的文明也处于这种濒危状态。例如，面对全球变暖问题，如果我们不能马上采取行动，可能造成海平面继续上升，清洁水源减少到不足以支撑全人类生存的程度，同时我们的土地资源也将受到侵蚀，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挑战。不过也不必过早绝望，我们不一定会灭绝，因为人类还有选择。目前，人类文明面临关键的“分叉点”。这个“分叉点”不仅使人类文明面临危险，同时也带来独一无二的发展机遇，是创立可持续生态文明的绝佳良机，要及时有效地利用这一契机，关键在于出现一种更适当的新文化，即“求同存异”的星球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 “求同存异”的星球文化是怎样一种文化？它将如何在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方面发挥作用？

　　拉兹洛：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人们的内在潜力普遍受到压制，未能得到充分开发。例如，人们养育子女的方式不当反而抑制了孩子的学习能力和创造力；年轻人为了生存而疲于奔命的方式使得他们情绪低落、充满怨恨；一些成年人则出现各种成瘾行为和强迫行为。这些现象所产生的结果往往是社会和政治压迫、经济上的竞争、文化和思想的褊狭等。要消除这些社会病征需要经济的巨大发展，而若没有更好的教育、信息和沟通，便无法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如果社会经济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教育、信息和沟通的进步也将受到阻碍，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要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必须从最具灵活性的一点入手，即文化发展，通过文化发展启发人的思维，激励社会上大部分人改变自己的不良行为。文化发展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以全部金融和技术资源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是要提倡其与文化并行发展。同时，人类文化还要发展到全球层面，否则整个社会和环境承受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剧，危及现阶段向可持续阶段的过渡，也将危及地球上的每个人。为此，我们需要发展一种“求同存异”的星球文化，即在尊重当地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适当关注各种文化的全球统一性和同一性。特定文化总是以某种形式的统一性将其所涵盖的各个群体融为一体，现在人类社会已发展成地球村，因此需要拓展文化范围，以涵盖全部人类和社区。必须保护本地文化和社区的特点、独特性和卓越性，但同时还需考虑星球上生命网的动态一致性，以实现平衡。

　　事实证明，我们需要这种“求同存异”的星球文化。通过有责任感的个人及其所属国家和地区有目的地共同发展这种文化，就能够创造世界生态文化，进而确保人类繁荣昌盛，确保地球上所有生命生生不息。发展休戚与共的星球文化是整个人类大家庭共同发展的重要事业。

　　2、“阿卡沙范式”：从改变思维做起

    分享型社会应该成为地球上所有社会生活的常规形式，而占有型社会则是一种“异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虽然已年过八十，但还积极活跃在学术界，尤其在 “全球问题”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能否介绍一下您最近有关的学术活动和研究内容？

　　拉兹洛：目前，我在布鲁诺大学担任校长的同时，兼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欧文·拉兹洛高级研究中心主席（该研究中心的欧洲总部在法国）。近期，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执行欧文·拉兹洛高级研究中心的项目，包括举办专题讨论会和研讨会，这些项目旨在研究和发展一种新的科学范式——“阿卡沙范式”（“阿卡沙”由梵语“Akasha”音译而来，意为天空、空间或以太），我们邀请顶级的物理学家、生命科学家、哲学家一起，在研究探讨中增进对宇宙、生命、意识本性的深入理解。我最新出版的书的名字就是《阿卡沙时代的黎明》（Dawn of the Akashic Age），另一本书《下一次科学革命：阿卡沙范式导论》（The Next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kasha Paradigm）也即将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导致的世界性生态危机，对于尚未完全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是否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即在摆脱贫困的同时又免于陷入消费主义的泥潭？在您的这本新书中有无相关的分析？

　　拉兹洛：我们生活的地球的确已经危机重重了，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其严重后果将不可收拾。虽然我们可以利用科技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但现实是我们缺乏行动的意愿，缺乏合作、携手处理全球事务的星球文化。所以说缺乏共同的行动意愿才是最大的危机。

　　其实有比消费主义更好的出路，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于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这种出路在于采用一种新的科学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即“阿卡沙范式”。这种范式建立在最新的科学观察和发现的基础上。其结果表明，世界上的万物在深层次上以及在最根本的宇宙维度上都是相互关联的。就如唯物论者所说万物都与其他事物“紧密联系”一样，在此时此处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对彼时彼处的事物产生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万物都是“非局部性”的。认识到世界的这种真实本质，可以促使每个人承担起对别人、对大自然的责任，让他们更能顾及他人和自然，因为你如何对待他人和自然，实际上就是你如何对待自己。

　　这种新范式为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创造持续永久和平、团结、共识的计划和方案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基础。在我的新书《阿卡沙时代的黎明》中提出的一些计划和项目，就是以这种新范式为基础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个人享乐主义和国家主义成为妨碍人类团结起来采取有效行动的阻碍因素，那么在应对如生态危机这类世界性问题方面，未来可能出现的积极推动力会首先来自哪里？

　　拉兹洛：最强的动力在于发展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和世界观，这种新思维模式和世界观以一种新的更先进的认知为基础。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是建立在旧的认知范式之上的，它把所有的事物都看成是孤立的，仅仅只是一些外部的、机械似的联系。而我提到的那种新的认知是“一体认知”，它由16个基本要素组成。例如，对于“我”的认知，有“‘我’是世界的一部分”；“‘我’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我’的一部分”；“‘我’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是‘我’的一部分”。我与人类社会构成了连贯的整体。每一个健全的人都能从给予中获得快乐，这是一种比“拥有”层次更高的快乐。当“我”觉得给予比占有更快乐的时候，“我”是健康和完满的。真正能够衡量“我”成功和优秀的标准是我时刻准备给予，但是不能用我给予了多少作为衡量的标准，而是要看我能给予的与我和家人生活和发展所需要的之间的关系。就整个社会来说，一个更注重给予而不是索取的社会是一个健康的趋于繁荣的社会，其成员之间充满了通情达理、团结和友爱。分享使这些生命共同体更有凝聚力，而占有和聚敛则会制造分裂、带来竞争、产生妒忌。分享型社会应该成为地球上所有社会生活的常规形式，而占有型社会则是一种“异化”。

　　3、理解与宽容是勇气的象征

　　一个动不动就舞刀弄枪的爱国者或英雄也是他自己的敌人，那些杀伤性武器对万事万物来讲都是危害。理解和宽容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勇气的象征。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上述认知观念中，您表达了关于“我”和社会或者地球的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从有关“我”与他物的区别上来看，什么样的认知能够起到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作用？

　　拉兹洛：“我”把他人或他物视作可区分的独立个体，不过是为了便于“我”与他们进行交流而形成的习惯。“我”的家庭和社会与我身体的器官一样是“我”的一部分。在那张包含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关系网中，“我”的身体、“我”的思想、“我”的家庭、“我”所在的社会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且千变万化的主要元素。把“我”、任何个人或者社会视作与其他个人或社会相孤立的观念，都是源于上述的那种便利，但这也是一种武断的习惯。因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界限，不存在所谓的“他者”，我们都是生命系统的一部分，并且也是彼此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为了维系一个我眼中的“我”而与我眼中的“你”展开无情的竞争，那么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这可能会破坏那个构成你我生活的框架的整体性。“我”不能通过损害整体的方式来保全自我的生命和完整性，即便是对其局部的破坏能够给我带来眼前利益，而任何对我周围的人的伤害，其实就是对我自己的伤害。

　　这个世界上，一个健全系统的特征体现为其中各组成部分为有机的整体，不能割裂或分开理解。而合作便是通往这一健全体系的王道。但合作要求人们通情达理和团结，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有爱。如果“我”不爱你以及“我”周围的人，那“我”就是不爱自己，也不可能爱自己，因为我们是同一整体的一个部分，也是彼此的一部分。为此，对于个人或者国家来说，就要对 “自卫”或者“国防”这些观念进行重新思考。如果爱国主义的目的就在于以武力消灭敌人，而英雄主义即便是出于善意而去实践这一目标，也都会误入歧途。一个动不动就舞刀弄枪的爱国者或英雄也是他自己的敌人，那些杀伤性武器对万事万物来讲都是危害。理解和宽容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勇气的象征。在上述这些认知的基础上，“我”认同自己在星球文化这种意识中的角色和责任，并为“我”身边的人而以身作则。“我”曾经对自己有一种错误的认知，但现在愿意克服那些错误，并修复因此所造成的累累伤痕。作为危机重重的地球上一个有独立意识的人，这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义务。正如我在书中所说的那样：“想到全球，‘我’要负责任地生活。”

　　4、全球生态和谐需要中国参与

　　生态的和谐需要人类之间的理解与合作。中国有追求“和谐”的传统和“求同存异”的思维，如今，这些都已经越来越被全世界认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提到生态危机，就不能不提及世界人口爆炸对地球环境造成的压力。目前在中国，人口问题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您如何看待中国的人口政策？

　　拉兹洛：我相信人类具有健康的本能和价值观，当人们真正有选择的机会，他们生育孩子的数量不会超过他们自身及所在的社会的承受能力。我们需要向人们提供健康卫生的环境，这样他们的自然本能和价值观才能凸显作用。健康卫生条件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最佳保障。我认为，在谈到人口问题时，应该重点着眼于人的幸福，如果人口政策能以人的幸福为中心，那么相信社会也将会实现自我调节和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太湖文化论坛荣誉常务理事，您最近几年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并多次出席太湖文化论坛的会议，那么在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方面，您觉得文化本身或者像太湖文化论坛这样的中国文化组织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拉兹洛：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所说的文化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和艺术，应该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和更广的领域。“我们”是谁？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在世界上的角色是什么样的？我们承担的职责是什么样的？这都是文化要回答的范畴。文化体现也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行为。健康、开明的文化使人们能够去发展他们天性中的团结友善和通情达理，以及他们对他人及自然的一体感。因此，革新我们的文化是我们今天肩负的重要使命。这也是太湖文化论坛这个汇聚了全球思想界和科学界领袖的重要团体的使命。

　　太湖文化论坛的全称是“太湖世界文化论坛”（World Cultural Forum）。我们都知道还有一个“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达沃斯论坛现在逐渐涵括更多文化内容，因为新世纪是一个文化的世纪。之前我们的发展是靠技术、靠消耗资源，这种消耗是不可持续的。生态的和谐需要人类之间的理解与合作。爱因斯坦说：“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不可能用产生这种问题的同种思维来解决的，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现在的问题要用另外的文化、另外的思路。”哪怕只是一小群人，我们也能够促进、催化这种发展，我们希望这种变化从中国开始。因为中国有追求“和谐”的传统和“求同存异”的思维，如今，这些都已经越来越被全世界认同。所有这些都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使得在中国举办这样一个文化论坛能够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把全球的文化向前推进一步，哪怕只是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