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古代就一向重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存，有着“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反映在文学上则是一种“悲天悯人”的创作观。作家赵鑫珊曾在文章中写到：“当人类把天然林中的第一株大树砍倒在地，文明便宣告开始了；当最后一株被砍倒在地，文明即宣告结束。”标志着文明的生态文学近年来颇有收获。愈来愈多的作家取得共识，自觉地把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纳入自己的创作视野，不但创作的领域和队伍不断扩大，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也愈加深化丰富。

　　生态文学的多样化展现

　　中国当代作家对生态意识的展示是全方位的。评论家汪树东将生态文学分为三类：首先有一些作家非常关注生态环境的惨遭破坏，在叙写生态灾难时流露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徐刚就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对我国的森林、江河、湖海、土地等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广泛涉猎，视野宏阔，笔锋犀利，忧愤深广，尤其是他的《守望家园》、《江河并非万古流》、《长江传》等长篇报告文学颇具经典性。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李青松的《最后的种群》、《遥远的虎啸》，哲夫的《长江生态报告》等报告文学都是生态忧患之作。其次，有一部分作家对各种自然生命怀有生态同情，细致入微地描摹多姿多彩的生命姿态，并反思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局限。张炜的小说《三想》对树、狼、人的心理描摹还原了自然界生命间隐秘的联系与彼此友好的情谊，叶广芩的《长虫二颤》、《熊猫淑娟》等小说对自然生命的体贴入微极其动人，而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郭雪波的《大漠狼孩》等小说也都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展示了人与自然生命之间不能损毁的生态关联。在生态意识的潜移默化下，当前中国文学中的动物形象显示出摆脱了人的道德伦理化后的华美风采。第三，许多作家以生态意识为依据展开了非常彻底的现代文明批判。张炜在小说《九月寓言》和散文《融入野地》中都为逝去的野地灵性哀婉不已，对建立在对大自然的暴力征服之上的现代文明激烈批判。还有诗人于坚常常远离现代都市文明，漫游云南大地，寻觅着大自然残存的诗意。而散文作家苇岸更是通过对大地上的各种事情精细观察，寻觅着自然的隐秘节律对抗着现代文明的机械化与标准化。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对生态问题加以持之以恒的关注，生态文学作品也越来越数量繁多，体裁多样；而且与中国古典文学中那种自发和被动的生态意识相比较，越来越多的作家具有了自觉的生态意识，对现实人生和社会能够从生态意识角度加以透彻的审视和质询。

　　在评论家李鲁平看来，徐刚、麦天枢、刘贵贤、马役军、王治安、哲夫、何建明、陈桂棣、李青松等人的报告文学共同写就了关于中国当代环境问题的报告文学史，这些作品的集中出现对于唤起时代的生态环境意识、对沉浸于迫切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们思考更加和谐的发展方式，都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启迪作用。

　　与报告文学呈现具体的生态恶化、环境破坏的数字和现象相比，小说进入生态领域，赋予了生态文学更多的生动性、形象性以及文化内涵，小说以具体的人物和人物命运让生态成为有生命有呼吸的生态。其中像徐刚的守望家园系列、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李青松的绿色森林系列、哲夫的生态危机系列、郭雪波的草原生态系列、王族的动物系列等优秀作品，以各自独特的题材和艺术追求，共同昭示了生态环境与人的生存发展之间的息息相关的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