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代蒙古人而言，海东青不仅是一种狩猎的帮手，也是人们敬畏崇拜的对象，是神，是王权的象征。

　　“海青符”为王权象征

　　蒙古大汗以海东青为其王权之象征，他宠信的军队统帅或王子公主及特别派出的使臣，都持有“海青符”——一种刻有雄鹰海东青的牌符，象征可汗亲临，故持此符者权力巨大。

　　据马可·波罗记载，蒙古人的牌符中，万夫长有狮头金符；统率10万人的大藩主或一军之统帅，使用刻有日月形的狮子符；只有可汗的牌符是“海青符”。1290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赐婚卜鲁罕族女子阔阔真于伊尔汗国可汗阿鲁浑。当阔阔真1292年底抵达伊尔汗国时，阿鲁浑已经于1291年去世，1293年8月，阔阔真嫁给了阿鲁浑的长子合赞。马可·波罗与另外两位欧洲人参加了护送阔阔真到伊尔汗国的行程，离开伊尔汗国时，阔阔真赐以金牌四面，两面是鹰牌，一面是虎牌，一面是净面牌，上有文云：“此三使者沿途所过之地，应致敬礼，如我亲临，必须供应马匹及一切费用，与夫护卫人役。”这种金质“鹰牌”即是“海青符”。

　　海东青黄金王冠折射海东青神圣地位

　　“海青符”反映出海东青神圣而至高无上的地位。《蒙古秘史》记载了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关于“白海青”预兆之传说。这种观念在北方草原民族中均有其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至少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匈奴文化体系观念之中。海东青黄金王冠，1972年出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门其日格苏木阿鲁柴登匈奴墓葬。这件战国时期的金质鹰形冠饰，是迄今为止我国仅存的2000多年前的匈奴“胡冠”。（图一）它整体由冠顶和额圈两部分组成：冠顶高7.1厘米，重192克，额圈直径16.5厘米，重1202克，冠顶作半球面形，花瓣状，饰浅浮雕四狼吃羊图案，狼作卧伏状，盘角羊前肢弯曲，后肢被狼咬住，作反转态。冠顶中央傲立一只展翅雄鹰，鹰体由金片做成，中空，身及双翅有羽毛纹饰，鹰首、颈用绿松石做成，首颈间有花边金片相隔。尾部另做，用金丝与鹰体连接，可以活动。冠顶呈现出了雄鹰俯瞰狼咬羊的生动场景。额圈由三条半圆形的绳索式金带巧妙并合而成，前面有上下两条，中间及末端均有樟卯相合，后面一条两端有樟与前面一条连接。三条金带末端分别饰浅浮雕卧虎、卧羊、卧马。整个金冠饰构思奇特，制作精湛，纹饰精美，是一件极具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族文化特点的代表作。草原游牧文明中的所有重要文化元素都聚于此冠。

　　与此冠相关联者，是突厥毗伽可汗鸟形王冠。（图二）这个王冠于2001年被土耳其和蒙古国考古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毗伽可汗陵园内发掘得到。此王冠中间的鸟形如孔雀，正面直立，展翅翘尾，尾羽似团花。林梅村认为此亦是“海东青”金冠，但此冠之鸟形同阿鲁柴登出土的匈奴海东青冠之鸟形有非常大的差别。阿鲁柴登匈奴海东青黄金王冠是完全的写实之鹰，而突厥毗伽可汗鸟形王冠上的则是明显具有美术夸张和对称加工的想象之鸟。

　　此外，蒙古国阙特勤陵园出土的阙特勤头像（图三）上也是此种具有想象和美化成分的鸟的图像。阙特勤的鸟冠头像，鸟的形象同毗伽可汗金冠上的完全一致。陈凌将突厥毗伽可汗鸟形王冠与两汉至隋唐出土的朱雀图像相对比，认为此乃“朱雀冠”。将“朱雀”这样一种完全华夏化的神鸟符号置于草原民族突厥的王冠上，非常突兀，缺少草原文化因素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