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赋予作家的意义是持久的，根深蒂固的，甚至是终身的。它决定了一个作家写作的精神基调和美学取向。在“东北”这片寒冷而沉厚的土地上，曾经飞扬出许多异常高远、清冽、绮艳的文学灵魂的哨声，它们以特别的韵律，唱响在中国文学的星空。无疑，特别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因之而来的独特地域风俗民情，赋予作家特别的灵感和激情，正如烟花春雨的江南和荒寒多沙的西北，这丰饶而寒冷的东北大地，将它惨烈而绮艳的风格赋予它的子民。于是，我们才得以看到那“萧红式”的惨烈的诗意在“生死场”中闪烁，也才有幸听到那科尔沁草原上的歌手所唱出的“北方是悲哀的”“端木式”的忧愁。同样，当我阅读吕天琳的这部散文集的时候，我也看到了那辽远的寒冷的土地所特有的诗意与深沉，这种沉郁的抒情美学，几乎遍布于他所有的文字中。

　　吕天琳的这部散文集，按照所涉的主题与表达方式分成四卷，各卷当中都有十分出色的篇目，将其所思所感与追忆表达到令人赞叹的高度与深度，同时也隐露出一个诗人对现实清醒的思考精神，对真与善强烈的感知和追慕，对逝去的时间与亲人的深情怀恋，对艺术之美的沉醉与忘情。我感觉，吕天琳对童年的追忆部分写得最好，最率真，最倾情。在《消逝着的流年》中，他写姥爷的种大烟，扎大烟，以及“我”怎样去给姥爷买大烟的情景，传神而温暖，他的叙述，完全超越了人们通常对罂粟这种“恶之花”的表层理解，而是竭力凸显人性的深邃与美好。

　　《消逝着的流年》对“姥爷”种大烟、扎大烟的追忆，充满着无限的诗意与怅然，那是“萧红式”的对“北方”的令人神往而心醉神迷的表达。于是，我们看到了吕天琳笔下的“北方”，那是同《呼兰河传》里外祖父的“花园”一样的奇特——“大烟花儿上的露水正是晶莹明媚”，“麻雀在大榆树的梦境里啁啾”，“柿子已经上架了”，“黄瓜尚在热烈地开着花”——这“明媚”而“哀伤”的调子，有着催人泪下的悲悯，蕴藉着特殊的北方大地放达的况味。显然，这表达纯粹是属于北方的，吕天琳与那些长年浸染于绿树花海的南方作家不同，那种烟花春雨的“美艳之至”属于另一种美学风格。而这些对北方的自然景观有着奇特的表达的作家，他们都有极其罕见的艺术直觉，能够准确地捕捉到北方的诗意本质，“寒冷”与“明媚”同时透着“感伤”的烟云和雾霭，在他们洁净而高远的文字缝隙间轻扬、弥漫。

　　同属于这种追忆风格的，还有《后花园记》。《后花园记》表现的是“生”与“死”的永恒主题。这里的“后花园”，不是真正的“花园”，而是“墓园”——一个连接“生”与“死”的象征性的存在。它静静地躺在城市的近郊，是“城市”最终的“归宿”。所以，它也是人类在浮躁的生命之中，最能得到宁静的“精神花园”，灵魂的安栖之所。当作者因为父亲的去世而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了这座“生”与“死”的“花园”——无疑，这里也埋藏着最静谧而深沉的生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