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文学创作领域，一个被广泛公认的现实是，中篇小说是各类文学体裁中最繁荣的一种。以严肃文学最重要的展示平台文学刊物为例，我们看到，不但各种原创刊物纷纷把中篇小说作为主打内容，那些直接面向零售市场、精准跟踪读者需求的文学选刊更是如此。各类选刊中，不但有《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这样专门选发中篇的刊物，就连《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实际上也是以中篇为主，选发短篇小说更多是着眼于扶持有创作潜质的新人。而且，中篇小说不仅在作品数量上丰收，在艺术品质上多年来也始终保持高位运行的态势，整体上实现了对社会现实的多视角无缝呈现，对活跃在人们视野中的各种公共话题都进行了广泛关注，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物的现实际遇和精神空间都在作品中得到全面的展示。

　　尤其令人惊喜的是，中青年作家不断创作出优秀中篇作品的状况，又给知名作家带来动力。除了莫言、余华、贾平凹、王安忆等少数作家集中力量在长篇领域深耕，王蒙、张炜、陈世旭、梁晓声等创作资历深厚的作家也在频繁地拿出极具新意的中篇作品。可以说，中篇小说的创作队伍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数量最大、年龄覆盖面最广的。

　　那么，作家纷纷把创作热情倾注于中篇小说原因何在呢，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局面又是因何产生的呢？在中国古代，诗词、杂剧、小说之所以盛行于不同历史时期，和当时特定的社会氛围、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我们探寻中篇小说兴盛的原因，也应该在文学之外寻找答案。应当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分化裂变、社会形态的日新月异，一直在为包括中篇小说在内的各类文学创作提供着基础性动力，但最终只有中篇小说这一体裁抵达当下的繁荣。在我看来，这一局面的形成是与新闻媒体的作用密切相关的。

　　自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开始，《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电视栏目和各种都市类、财经类报刊，通过对社会热点事件的深度报道，实现了对公共舆论的引领，刷新着人们对中国现实的认识。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外的书籍、观念、思想涌入闭塞多年的国门，国人实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思想启蒙，那么，在这一轮的媒体浪潮中，国人又开启了第二次启蒙，即看到了曾经被遮蔽的更加复杂、立体的现实。于是，人们开始带着问题意识重新观察身边的世界，渴望了解那些仿佛在一夜之间发生的深刻变革究竟意味着什么，又会对自己的命运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至今，很多作家回顾起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最初几年，文学被急剧边缘化的场面仍然心有余悸。但是，作家也是传媒的受众，是电视观众、报刊读者中的一员，他们在各种调查式报道中看到的或者在现实生活中目击到的场景，直逼自己的心灵底线，对自己的灵魂造成挤压，迫使作家逐渐将社会问题、热点事件纳入自己的写作中。作家希望在作品中全景展示某一社会热点事件的发展过程，同时体现出自己的批判立场和情感温度，最符合这一标准的文学样式，显然非中篇小说莫属。

　　而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根据传播学的原理，当读者对某个新闻事件了解得越多，获得的信息量越大，该事件原本不为人所知的各个侧面就会更加充分地暴露在读者面前，读者也就会有更加强烈的意愿去探究更多真相。这种真相，不仅仅是事件本身各类细节，还包括事件中人物心理世界的变迁。以近年来得到广泛转载的《杀人者》（甫跃辉）、《滚钩》（陈应松）、《人罪》（王十月）等中篇作品为例，这些作品所取材的马加爵杀人案、长江挟尸要价事件、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因为各类媒体的轰炸式报道而家喻户晓。即使这些事件已经成为公共话题，占据了大量的报刊版面和电视时段，被不同领域的专家轮番解读，这几篇中篇小说对人物灵魂的剖析、拷问，显然不是强调客观理性的新闻报道可以望其项背的。鲁敏关注失独老人话题的《零房租》，同样有着新闻原型，她在创作谈中说，“那则新闻有个所谓温馨结局：老人与少女，互相帮助、共享亲情。我完全不信那个。可能因为我较悲观而狭隘。再说我想写的不是故事，而是人间的关系，人际的隔阂与无力。这种人际，包括陌路人的，更特指亲人之间的：母与女、父与子、夫与妻，活人与死者，得意者与不幸者，在本质上，这些关系都是差不多的——彼此间，做不到真正的融洽与亲切”。这样的文字质地与思辨色彩，难以在新闻报道中找到。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读者的阅读体验来说，构成中篇小说的“假想敌”的，并不是形式上与之更接近的短篇小说，而是报刊媒体中的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