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代文学，我有一个看法，觉得这些年来，尖刻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太多了，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作家们不再有信心肯定什么，似乎也没能力把一种美与善写得真实、可信——可以说，这也是20世纪以来世界文学的常态。但一个写作者，如果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只挖掘人的欲望和隐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他的灵魂视野终归是残缺的。因为没有整全的历史感，不懂得以宽大的眼界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褊狭、执拗，难有温润之心。

　　这令我想起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头，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钱穆所提倡的对历史要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也是他研究历史的一片苦心。文学写作也应如此。作家对生活既要描绘、批判，也要怀有温情和敬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理解人和世界的立场。可是，“偏激的虚无主义”在作家那里一直大有市场，所以，很多作家把现代生活普遍简化为欲望的场景，或者在写作中单一地描写精神的屈服感，无法写出一种让人性得以站立起来的力量，写作的路子就越走越窄，灵魂的面貌也越来越阴沉，慢慢的，文学就失去了影响人心的正面力量。

　　一种灵魂视野的残缺，很容易使作家沉迷于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无法在作品中出示更广阔的人生、更高远的想象。而在我看来，好的文学作品，不仅要写人世，它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有了这些，人世才堪称是可珍重的人世。中国当代小说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惟独写不出那种可珍重的人世，因为在很多作家的视野里，人世已无多少值得珍重的事物了。他们可以把恶写得尖锐，把黑暗写得惊心动魄，把欲望写得炽热而狂放，却很难写出一颗善的、温暖的、充满力量的心灵。至少，这一类型的写作，不再受到作家们的重视。

　　这几年，陆续读到军旅作家水玉(王毅)的不少文字，却是与这种写作潮流相向而行的。我认识水玉有十几年了，每次见她，都能感受到她对时代的热爱，对生活那份炽热的感情。她喜欢自己的工作，欣赏身边的人，积攒那些温暖的碎片，愿意用手中的笔书写自己喜欢、敬佩的人与事。她是一个有自己精神世界的人，在这个世界中，仿佛不会被文坛喧嚣所影响，独自发声，独自前行。《水玉小集》共6卷，收录了她的各类文字，读之当然不乏有芜杂、简单、过分直白的地方，但我依然能从中感受到一个作家的情怀，一个“兵者”的信念。

　　我认真读了其中《温暖》《兵者》两卷，它也许最能见出水玉的写作旨趣。她的小说、诗歌、散文所呈现的，说到底，就是另一种生活，一种过去在别的作家笔下不太看得到的生活——温暖、坚韧并带着希望的生活。正如她的书名所示，这种生活的底色就是“温暖”二字。无论是“出土文物似的”男中尉(《女兵班的男中尉》)、“渴望上舞台”的李小书(《爱人河》)，还是有着“坚决的目光”的刘医生(《精神病人》)，都不屈服于生活的惯性力量，他们总是在尽力地改变生活、影响别人，身上也一直闪烁着人性的亮光。事实上，在水玉笔下，那些军营中的生活、军营里的人，身上都有这亮光，都在以自己的温度来润泽世界。这些温暖的碎片，被水玉收集起来之后，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以前，我也想象过，这温暖的一面应该是存在的，只是觉得它太过渺茫、虚妄，相比，自己更愿意相信悲观与绝望的力量，似乎它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但水玉用自己的写作向我们证明，这个世界还有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还有另一种温暖而柔韧的力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