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一个国民党中将师长病魔缠身后，不去大后方重庆养病，却继续坚守山东打游击，一次次地率部突破日军“扫荡”，一次次地主动出击消灭日寇、解放民众。1942年，生命垂危时，在挚友郭维城帮助下，他发动“八·三”起义，几天后把部队带入人民怀抱、交给八路军，然后就去世了。

　　他，就是国民革命军第57军111师中将师长常恩多！投入人民怀抱的这支部队就是原38军、现武警部队114师。

　　然而，十多年前，在我开始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引起我极大关注和震撼的不仅是常恩多国民党中将、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不仅是西安事变中作为惟一被派上用场为少帅解忧、粉碎亲日派何应钦以救蒋名义杀蒋阴谋的雄师劲旅常恩多和他领导的111师在历史的格局中找到了位置，也不仅是全国抗战后他率部参加了淞沪、徐州、武汉三大会战和山东敌后作战等数百次战斗，歼敌近万，战绩冠于苏鲁战区，为全国善战部队之一，被苏皖鲁人民誉为“常胜将军”的美誉……而且更为震惊和愤怒的是，就是这样一位誓死抗日的民族英雄，竟也在被人抹黑、“虚无”。

　　为什么被写进八路军山东军区战史、38军军史及114师师史的历史，会有人否定？为什么常恩多将军仍然被人质疑？

　　抗日战争距离我们和后来人越来越远，那些年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偶然，还是必然？已是国民党中将师长的常恩多究竟是不是中共特别党员？为什么这样一个享受“高官厚禄”的人还要背弃国民政府和老蒋而倾心共产党？为什么人已将死，却还要率部起义，把仅存的部队交到共产党手中？

　　常恩多将军的故事是一段颂辞，还是一曲悲歌？东北军111师走过了怎样艰难的抗战历程？她是一支畏敌如虎的弱旅，还是一支勇猛灭倭的强军？

　　正是带着这些疑问，我寻找到111师抗战老兵翟仲禹的儿子翟若冬，由他带路，最终在广州军区某干休所，我找到了111师义勇宣传队队员、中共地下党员刘祖荫。刘老不仅是个老革命，还是党史军史研究专家、作家。他毫无保留地把他的研究成果都给了我。

　　在研究和探索历史中，在聆听刘老的倾诉中，我不仅解除了上述的那些困惑，还意外认识了中国老百姓还不知道的抗日英雄——常恩多将军，意外认识了他和他的战友郭维城将军带进八路军序列中的这支部队。

　　史籍虽浩如烟海，但毕竟时移事远。牵肠挂肚了一百回，我望史生畏了一百回。

　　回身看，常恩多将军和他的战友们总在不远的地方迎候着什么，期待着什么。

　　扪心自问，我与常将军错身而过，与常将军领导的111师错身而过，还会有谁来到他们面前驻足？还会有人记住他们的名字，并将他们的英雄事迹昭告天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