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中国的大门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打开，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不可阻挡地涌进神州大地，封闭有年的文学艺术家们蓦然放眼，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模仿着。为适应、催生文学艺术百花的盛开，各种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相继创刊。《中国作家》也应运而生。

　　也就是在这前后，我历经痛苦的思索，毅然决定弃乐从文，在不惑之年改行当作家。或许我坚信主编决定着报刊的风格和品位，因此，我在文学期刊林立的百花园中，惟独钟情于以冯牧同志为主编的《中国作家》。

　　冯牧的评论一直引领着新时代的文学潮流，他对作家、作品的点评是那样的中肯，令绝大多数作家信服。我还清楚地记得，很多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中青年都想拜见当代的“韩荆州”冯牧。说句老实话，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文学和尚”不仅想拜见冯牧，而且还想在他主编的《中国作家》上发表自己的处女作。

　　“文革”中期，我被分配到总政文工团创作室专事作曲，大作曲家时乐濛就经常说起当年鲁艺的同学冯牧的才华和趣事。后来，文工团的领导魏风真诚地对我说：“你如果有意拜冯牧为师或求教，我可以当引荐人。”

　　我听后实感意外，有些难为情地答说：“谢谢首长！随缘吧。”

　　或许是天遂人愿，就在《中国作家》创刊不久，我就见到了冯牧主编。

　　那时，为纪念建军60周年，我参加了大型话剧《决战淮海》的创作，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就在这一片赞扬声中，我们多么希望有关专家能审看话剧《决战淮海》，使我们从艺术创作的层面听到真实的批评意见。不久，时任总政文化部部长的徐怀中把冯牧等评论家们请来了。出我所料的是，他一见面就说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我深知创作史诗性的作品的困难，所以当我来看这个戏的时候，就坦率地对要我讲话的同志说：我曾经怀疑过，究竟能不能通过一部话剧，或者一部故事片，或者一部小说，就把淮海战役的历史进程及其丰富的生活内涵深刻地全面地反映出来……我们曾出现过不少反映我们的革命历史题材、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文艺作品，但是它们当中的多数，同我们所期望的那种既有丰富的生活容量和历史概括性，又有高度艺术质量的史诗式的作品相比，无疑还有相当的距离。

　　我听了这段话就像是被迎面浇了一盆冰水，从身上到心里连一点热乎气都没有了！但是，当我冷静下来再一品评这段话的深层含义，遂又禁不住地暗自说：“大家就是大家啊！”话又说回来，《决战淮海》毕竟是我改行后参加创作并问世的第一部剧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