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欧梵，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

　　施先生是上海人，在上海住了很多年，我有幸在他晚年和他成了朋友。我曾经看望他很多次，最后一次施先生跟我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很简单的一句话，我说：“施先生，您马上要过一百岁了，我们要为你盛大庆祝。”施先生说：“我不要过一百岁，我是20世纪人。”好像他如果过一百岁的话，大概就真正进入21世纪了。后来他刚好要过一百岁的时候过世了。所以他一生就是20世纪人，而20世纪这个现代性的时代，对于他有很大的意义。

　　我最早到上海来就是想做《上海摩登》的研究，想研究刚刚出土的施先生的小说，当时一般人只知道他是华东师大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后来，发现他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者。北大的严家炎教授，编了个集子，叫做《新感觉派小说选》，里面就有施先生，还有刘呐鸥、穆时英的小说，这时大家才知道30年代的上海有新感觉派这么一个流派。我也是刚好在同一时间发现了中国这一类型的小说，我觉得写得很不同，所以我要到上海来，看能不能找一些资料，特别是刘呐鸥的资料，在美国我完全找不到。所以我一定要到上海图书馆来找，后来找着了，而且非法影印了全本书，当时是不能影印全本书的，后来我把影印本送给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我当时觉得，研究新感觉派呢，施先生是领导人物，可是我最早见施先生的时候问他这个问题，他说“我不是新感觉派”，他说“我和刘呐鸥，和穆时英不一样”。他批评刘呐鸥，说刘呐鸥写的上海其实是东京，他在东京住过，他的上海是从日本那里学来的。那穆时英呢，他做什么评论，我不太记得了，但他说穆时英很有才气，等等。哦对，他喜欢到舞厅里面和酒吧里面跳舞，施先生说过这句话。至于他自己呢，他坚决不承认他是新感觉派，后来我在访问的途中，在研究当中，就发现我当时的构思是不够的，我不能写本书只写新感觉派，因为这个“新感觉派”的背后，从日本原来的这个名词的创始，和刚刚在亚洲兴起的都市文化有关系，特别日本“新感觉派”这个名词就是指都市文明刚刚开始的时候，声光化电，时间的紧速感，所以说人要捕捉那一刹那，特别是感官上的刺激。所以当时日本的几位作家像横光利一这些人就希望能够创造一种新的文体，这种文体后来经刘呐鸥的介绍到了中国来，就是新感觉派，这些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而我当时觉得新感觉派的背后是都市文化，那么这三位中国作家的背后当然是上海，就是30年代的上海，也可以说大概1927、1928年刘呐鸥办水沫书店开始。于是我就把新感觉派的文学很自然地和上海的都市文化联系在一起。怎么把上海的都市文化描绘出来，而不是用一种很枯燥的方式，于是就有了我的书的第一章，可能大家都看过的。其他章我不能保证，可能大家都没有看，基本上就看第一章，讲上海的商场与马路，一种都市文化史的写法。

　　我花了很多时间写第一章，后来又花了很长一部分时间探讨上海的杂志，就是当时的书籍是怎么来的，特别是洋文书，怎么经过日本或直接从欧洲过来的。我当时访问施先生的时候就特意问了他这一点，我就说：你们都看过波德莱尔的作品，什么时候看到的？他的回答让我非常吃惊。他说，他看波德莱尔全集，法文版，是在一家上海旧书店发现的。我就说上海旧书店这些书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外国的游客从船上丢下来的，再有完了之后不想带回去了，就把这书卖给了旧书店。施先生说那时候他买了很多书，很多珍贵的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甚至于德国文学的重要作家的作品。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没有想到30年代的上海这种书籍的流通这么旺盛，这就印证了我第一讲里讲的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对世界文学的一个定义：就是除了翻译之外一定要流通，流通之后才会有世界文学，不流通不可能有世界文学。当时我记了些笔记。好像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来上海的时候，就碰到个年轻人，现在是上海的名人，各位可能听过的，叫陆灏。陆灏当时开了家小书店，我们就认识了。当时他说，施先生是他的朋友，他书店里面在卖施先生当年收藏的西文书，我一听就说我要买。当时钱很少，我现在恨不得把施先生所有的书都买过来。可是当时买了大概二十几本，丢来丢去，大概只剩下十几本了，现在都在苏州大学图书馆，我把我的书都捐到苏州大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