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女，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教授、博士，法国思想家、符号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精神分析学家、女性主义者、后现代主义的一代思想宗师

　　译 者：黄蓓，女，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领域：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法国诗歌、中法文学关系

　　我想借此机会再一次感谢复旦大学对我的邀请!感谢外文学院、哲学学院与中文系的合作!感谢来自不同高校的同仁在其中的参与!谢谢主持人佘碧平教授!

　　今天的讲座题目是关于女性天才。这也是我所撰写的三部书的主题。这三部书都已经被译成英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阅。我认为，这三位女性在20世纪欧洲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她们是汉娜·阿伦特、梅兰妮·克莱因与柯莱特。在正式进入话题之前，我先讲讲为什么在我眼里她们非常重要，以及为什么我将这个主题纳入这次复旦系列讲座。

　　第一个原因是出于我对中国的爱。这话从何说起呢？我在法国曾经修过一个中文本科，但毕竟很有限。使我真正爱上中国的是1974年的中国之行。在那次旅行里，我爱上了中国女性。在那个政治运动的时代，毛泽东先是号召青年人，后又号召妇女，加入反官僚的斗争。我看到妇女在中国社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我接触了许多妇女领导人，她们有的是幼儿园园长，有的在大学里工作，有的是学者，有的是农民，有的是画家，等等。这些妇女领导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回到法国之后，我就把中国妇女解放给我带来的震动写成一本书，名叫《中国妇女》(Des Chinoises)。出于这个原因，我的中国印象与罗兰·巴特的完全不同，完全不是他说的那种单调与黯淡②。中国妇女令我感到激动。

　　第二个原因是，我能够做此番复旦之行，主要得感谢两位女性：一位是身为语言学家的祝克懿教授，一位是承担翻译工作、去年在巴黎高师进行博士后研究的黄蓓女士。我今天能坐在复旦的讲堂，得归功于她们的热情与努力，所以我把今天的这场讲座献给她们。这也证明，虽然在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女性主义运动，但妇女在中国文化里占有重要的位置。我还有另一个证明：昨天在宾馆里读报的时候，我看到这两天召开的中国党代会上，女性占百分之二十三，这也是个令人鼓舞的数字。

　　第三个原因来自于符号学与女性主义的关系。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从表面看，好像什么关系都没有。但其实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正是给予我的四次讲座以统一性的理由。今天早上我在看美国CNN电视台的时候，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中国人因为不信上帝，所以他们最关心的是经济繁荣。我想，这种说法不错也不对，因为无论中国人信不信上帝，作为人，他们都是说话者，都是意义的载体。意义从何而来？谁在制造意义？什么叫“有意义”？语言学和符号学所探究的正是这些有关“意义”的问题。意义并非从天而降，并非来自上帝，而是被制造出来的；它的制造者不是权力者，不是爸爸妈妈，而是“我”，是话语主体。在这个层面上，意义问题触及到的是人的问题。首先是带有性别的人。男人制造的意义与女人制造的意义是否相同？有相同之处，因为两者之间是可以沟通的；但又不完全相同。那么意义的不同在哪里呢？除了性别以外，造成意义不同的还有年代、辈份：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有意义的不同；还有民族、国家：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历史与意义——下个讲座我会涉及这个问题。现在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并没有离开符号学，后者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对性别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