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石川三佐男在日本仙台一同演讲的海报前合影

　　我和石川三佐男先生的初次相识，是在90年代中期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那天早晨，刚起床，被子还来不及叠，有人敲门了，进来的是两位先生，一位是中国翻译，另一位就是石川三佐男先生（以下简称石川先生）。他个子不高，五十开外，头发却花白了，一边很恭敬地说着日语，一边向我递上一本论文抽印本。中国翻译对我说，这是石川先生在日本发表的有关楚辞研究的论文，文中两处引用了你的观点，他特地赠送给你，希望得到你的批评，也同时作为一个纪念。我当时既惊讶，又感动，因为在此之前，我还不曾与日本学者直接打过交道，更没有一位日本朋友，石川先生的这一举动，无疑向我发出了友好的信号,我庆幸自己可能遇上了一位对中国学者真诚友好而又喜爱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的日本学者。果不出我所料，石川先生是位酷爱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的日本学者。他毕业于以汉学研究著称于日本的东京二松学舍大学，修完博士课程后，任职于秋田大学，又以《楚辞新研究》一书荣获博士学位。石川先生的硕士生导师是加藤常贤教授，他曾是二松学舍大学校长，著名的汉字学专家，被称为日本的“汉字学之祖”。加藤教授治学主张实事求是，他的治学方法与中国清代的高邮学派王念孙父子很相似——对传统文献不满足于仅仅作解释，一定要追根求源，加藤教授在日本的学术地位很高，被誉为“西有吉川幸次郎，东有加藤常贤”。石川先生的博士生导师是赤塚忠教授，他是一位专长甲骨文、金文和《诗经》《楚辞》研究的专家，石川先生因此而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在了《诗经》《楚辞》研究，他说，自己的治学受导师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决心终生投身于中国先秦文学的研究，先是《诗经》，后是《楚辞》，而尤以后者用力更勤，成果也多。

　　石川先生送给我的论文，是他研究《楚辞九歌》的专题论文，他毕生在《九歌》研究上花费精力最多，《楚辞新研究》一书十三章中，研究《九歌》的内容占了一半。我很佩服石川先生的钻研精神，为了考察《九歌》的起源和九神内涵，他大量地搜集了中国上古时期的出土文物资料，其中特别对帛画、铜镜等汉墓出土文物作了精心考辨，发表了一系列属于他个人独立思考的论见——从考古出土文物视角研究楚辞，这在中国现时的楚辞学者中也不多见。我在他的研究室里看到了几乎可称“叠床架屋”般的大量资料，其中大多是中国一流的文物考古出版物及精装版的图籍，处身于他这间面积不算大的研究室里，仿佛置身于“书山”之中，有时连转身都感到有些困难。他对我特别“开恩”，在他邀请我到秋田大学访问讲学的日子里，为了方便我查阅他拥有的日本楚辞文献资料，他专门为我配了一把他个人研究室的钥匙，让我随时可以到他的资料库中查阅任何一部书，正由于此，我在秋田的一个半月中，除了完成学术演讲任务外，空余时间查遍了他研究室中所有关于日本楚辞研究的资料，这为我回国后顺利完成独立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楚辞研究论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