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12年的时间里，我和夏衍有过多次面对面的交流，夏公也留下了12封亲笔书写的信简。

　　1980年冬的一天，为着“夏衍研究资料”的整理，我随会林、绍武伉俪在北京朝阳门内北小街夏公寓所第一次见到了夏衍。那天夏公像是正赶校一篇长文，手头有事，跟我们的交谈就有点分心，但留下了“有问题来找我”的许诺。第二年，夏衍来杭州为第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颁奖典礼前，我专程去夏公下榻的新新饭店拜访，向他讨教资料编选过程中遇到的几个问题。这期间和之后，我一面从省博物馆仓库找到了载有夏衍处女作的《浙江新潮》和《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校友会刊》，一面也相继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了两篇研究夏衍的论文，其中一篇是论夏衍剧作的艺术风格，另一篇是重评《芳草天涯》，想必引起了夏衍的注意。1982年4月中旬，夏衍趁参加“上海发展战略研讨会”之际来杭小住，一个清晨，他亲自致电杭州大学中文系，约我去他住的饭店面谈。这次谈了一上午，次日亦然。自此以后一直到1992年，夏公每次来杭州，我都会去见他，向他探问、求教，听他聊他的早年生活、他的左联经历和抗战风云岁月……这些回忆，已然传递出构思中的《懒寻旧梦录》的诸多信息。12封信也是这段时间写下的。

　　夏公离开我们已近20年了，但他留下的12封书简，却一直是我的珍藏。每每翻检这些书简，夏公远去的身影就渐渐明晰起来，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人格风范，透过这些文字立在我面前。

　　夏衍的斯文

　　这些文字让我们看到的，首先是夏衍的“斯文”，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气质和风度。

　　12封信札稍加整理，就会发现，在信函应有的礼节之外，夏衍那种热情、诚恳、厚道、善良的心性也在文字里展露无遗。因曾陪夏公之女回严家弄省亲，夏公信中就诚恳表示“承多方照料，甚感”(1982年5月12日函)，“别后甚念”(1982年8月12日函)；回信迟了，他告诉我因为“到朝鲜去了”(1982年9月15日函)；拍了照片，特意洗好寄来，“以留念”(1982年6月12日、18日函)；搬新家了，也来函“敬告”(1986年9月24日函)；讲话稿整理后寄回，因“忘了交待寄‘航挂’”，“怕迟了害您等”，还专门追寄一信“特告”(1986年9月18日函)。要知道，这段时间，夏衍身兼文化部、文联、电影家协会等多部门的顾问或主席等要职，而且已经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作为长辈，作为领导，面对一个无名小辈，他完全可以敷衍、搪塞、做做表面文章，但夏衍不是，字里行间都是想人所想，急人所急，都是自然、真诚、不做作。

　　言为心声，此话最真。1986年秋，浙江人民出版社约夏衍写《浙江文化丛书》总序，编辑部征得夏衍同意后，我代他草拟一稿，就当时学术界议论纷纷的创新与传统问题，他在信中表示，希望“经过平心静气的争鸣”，“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1986年12月3日函)。“平心静气”，这就是夏衍，经历过文坛的风风雨雨，自己也饱受损目折肢之痛的夏衍追求的一种境界。对过去的错和恶，他不抱怨；对今天的对和善，他真心感激。记得夏衍在病情遽然转危之际，身边的人急着要“叫医生”，他还特意喊住她，“不要叫，要说‘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夏衍想到的仍然是尊重别人，善待自己周遭每一位普普通通的人。这里包含了多少斯文和风仪！《论语·子罕》：“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斯文，无疑是长期修为滋养的一种内在气质。这种气质在任何场合绽放，都是让人敬崇的。就像我手里每一封短小的信函上，夏衍写下的，也都是满满的斯文，读着让人温暖，让人无限感怀。

　　夏衍的严谨

　　夏衍的一丝不苟、严谨认真是出了名的，在与夏公的交往过程中，尤其手边的12封书信里，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

　　因为1933年一篇署名“罗浮”(夏衍曾用笔名)的评茅盾小说《春蚕》的文章(发表于北方左联《文艺月报》)，1981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前，我在新新饭店向夏衍讨教，结果得到了认真的回答：“我用过‘罗浮’的化名，但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因为《忆江南》一文中赞赏的抗战期间在杭嘉湖一带与日军周旋的双枪黄八妹，也是解放军渡江南下后率部顽抗的国民党浙江绥靖第一团团长，我在信中征求是否删改，夏公的回答是“原文还是照旧为好，必要时可以加个注释”(1982年5月12日函)。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夏衍竟有如此清晰的记忆和判断，而且不掠美、不菲薄，尊重历史，坚持原则，委实令人生敬。后来这样的求证还有好多次，最集中的是1982年7月，因为《新闻研究资料》上发表的《〈新华副刊〉探索》一文称夏衍专门在《新华日报》“以‘H’笔名主办‘新事物’专栏”，介绍外国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我专门查核了1945年7月至11月《新华日报》以“H”笔名发表的文章，抄出目录(47篇)，连同其他需要核定的篇目(12篇)，一并寄夏衍求证，夏公当即在抄件上作了批注，明明白白指出哪些是自己写的，哪些不是，还申明他所写的，“有的是杂文，有的是政论”(1984年7月9日函)，不仅解决了棘手的历史悬疑，也让我们看到了夏公严谨求实、实事求是的作风和精神。

　　1986年初夏，在参加母校浙江大学90周年校庆期间，夏衍应当时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之邀，于5月19日下午到杭大中文系与部分师生座谈文科建设问题，夏公在会上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畅谈和交流。事后，我将记录整理稿发夏公过目。没想，寄回的记录稿上是大篇幅频密的红笔字迹，而且前几页都由87岁高龄、眼睛几近失明的夏公逐字逐句亲自修改，后面几页才为秘书林缦根据老人家口授记录，全稿几乎重写了一遍。夏衍在信中对“重新改写”作了说明：“上了年纪的人，讲话就会啰嗦”，而且“随意乱讲，就会有不良后果”(1986年9月14日函)，对即将公开的文字，夏衍有多较真啊！

　　后来讲稿交《杭州大学学报》后，编辑就其中苏联模式的提法表示“吃不准”，夏衍随后“作了一些修改”，并写了一段话让我转交，表示“如认为仍有不妥，则可以加注‘文责自负’字样”。后来在沈校长的力主下，这篇讲话稿在《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一字不动全文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