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96岁的曾敏之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诗人，他青年时代投身抗日文学运动，当过新闻记者，担任过香港《大公报》特派员和《文汇报》主笔，又曾任教于暨南大学，是原香港作联创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会会长。他治学广博，古今交融，创作了大量意涵深邃的散文和诗词。诵读他的诗文，仿佛置身在一个风雨沧桑的时代里，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喜怒哀乐，风云变幻，其中有一双坚韧不拔的脚步，始终在追寻光明中跋涉前行。

　　年轻时代的曾敏之，是怀着献身报国之志走上社会的。他15岁当乡村小学校长，17岁在报刊发表文言小说。后来进入报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里，怀着一颗报效祖国之心，积极参与抗日文化活动，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在“国共谈判”期间，他写出了专访周恩来的长文《周恩来访问记》，文章甫一刊出，便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和政界。1945年初，重庆文化界著名进步人士，发表了要求实现民主纲领的《文化界时局宣言》，该《宣言》由沈钧儒、柳亚子、徐悲鸿、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312人联署，曾敏之名列其中。曾敏之始终以无私无畏的精神，与反动的腐朽势力抗争，1947年遭国民党当局逮捕下狱，被营救出狱后，仍然用他的一支“常带感情”与爱憎分明的笔，坚持战斗在文化战线，不屈不挠，备尝艰辛而执著不悔。

　　半个多世纪以来，曾敏之先后出版了《文史品味录》《文史丛谈》《人文纪事》《望云楼随笔》《听涛集》《观海录》《诗的艺术》《望云楼诗词》《幽草集》等著作。作为一名学者型的文化战士，他是在写作中战斗，为战斗而写作的。上世纪40年代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曾敏之便跻身于众多进步的文化名流之列，为国家民族的安危与前途奔走呼号，殚精竭虑，于国事蜩螗之际，以笔作枪，为抨击腐朽捍卫正义而呐喊。当他得知闻一多先生因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而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时候，义愤填膺，冒着生命危险，挥笔写下了《闻一多的道路》一文，在《大公报》公开发表，产生了极大震动。曾敏之先生不计个人安危、大义凛然的爱国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感情真挚，爱憎分明，是曾敏之诗文的显著特点。他悼端木蕻良诗，其中一首云：“闻道非迟悟道先，平生风骨可称贤。精诚一剧除三害，愿引斯民傍日边”。端木写过《除三害》一剧，写的是周处除三害的故事，这个故事对人们的启导是：为民除害，便得人心，“人害”猛于虎，对于人为之害，若闭一眼睁一眼，或合谋放纵，或同流合污，必将遗害无穷，甚至导致亡国丧邦之祸。作者悼念良友，将感触延伸，想到正人君子之可贵，邪恶势力之必除，国家兴亡，由以系之。一腔爱憎之情，跃然纸上。

　　关注善恶是非，建构道德理念，不仅是哲学家的任务，亦是文学家良知的体现。曾敏之写过一篇《谈中庸》的文章，阐述中庸思想在人类历史上的产生与影响。孔子所谓“中庸”，本是作为一个道德观念提出来的，后经历代儒者的衍释，与孔子的原意已有相当距离，尤其封建道统的维护者，将其曲解，成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工具。宋之朱熹，清之曾国藩，皆对中庸思想加以推崇发挥，用于社会政治范畴，有所谓“致中和”者。“致中和”何谓也？用现代语来说，就是“折中调和”，要求人们各处其所，各安其位，和谐相处，不得冒越，以此来制造一个“太平和合”的世界。这样的“中庸”思想，虽然早已经过了诸如陆九渊、王夫之、鲁迅等思想家的批判，但近世以来却仍然有人将其奉为宝典。推行中庸思想者往往只讲“和合”的需要而不讲“和合”的条件，这就违背了历史辩证法。奴隶制社会的奴隶主与奴隶，是不能“和合”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家和工人，也是不能“和合”的，除非他们消除了阶级差异，实现了利益平等，否则是不可能“致中和”，又岂能通过中庸之道达到“太平和合”的境界？曾敏之在文章中说道：“致中和的中庸……两千多年来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作为反对任何改革的借口和麻痹人民精神的工具”，“如果唯读王阳明的学说，只看曾国藩的家书，并且相信他们那一套，是会大上其当的！”曾敏之不盲从成说，不阿附权威，以独立的思考洞察是非，以战斗的心态遣意命笔，写得恣肆纵横，多有肝胆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