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在长安和罗马之间就形成了一条横贯亚、非、欧的贸易通道和文化走廊，即著名的“丝绸之路”。“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笔下的“丝绸之路”开通后的盛况。从经营西域30余年的班固之后，“丝绸之路”时断时续300余年，到了唐朝被再次完全贯通，而且更加宽阔。

　　唐玄宗继承了太宗开放的文化政策，提出“开怀纳戎，张袖延狄”（《安置降蕃诏》）的主张，继续开拓“丝绸之路”，使其连通了当时的大半个世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通道。这个时候的唐王朝政治开明，疆域广阔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民族平等，对外交流频繁，这一切都与将“丝绸之路”的开拓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实施关系密切。呈现在唐诗中，便有了诗人多角度的描写和丰富的记录，从中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丝绸之路”为唐代社会、唐人生活带来的变化。

　　千官肃立 万国来朝

　　“丝绸之路”极大地促进了唐王朝的开放，唐人对中华文明的自信空前增强。当时的唐王朝交通便利、四境大开，新奇的思想、新奇的艺术、新奇的物产通过“丝绸之路”蜂拥而入，造就了一个空前开放、强盛的王朝，成为法国学者雷纳·格鲁塞所说的实际意义上的“中亚的主人”（《草原帝国》），赢得了当时世界的敬重：“天降贤人佐圣时，自然声教满华夷。英明不独中朝仰，清重兼闻外国知”（许棠《讲德陈情上淮南李仆射八首》其一），“南面朝万国，东堂会百神”（陈子昂《奉和皇帝上礼抚事述怀应制》），“万国仰宗周，衣冠拜冕旒”（王维《奉和圣制暮春送朝集使归郡应制》）， “千官望长至，万国拜含元”（崔立之《南至隔仗望含元殿香炉》），“万国来朝岁，千年觐圣君”（章八元《元日望含元殿御扇开合》），千官肃立，万国来朝，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真正的中心，正如英国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唐代中国是一个极度世界主义的社会”（《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所谓“极度世界主义”，指的就是唐王朝的开放，开放让世界从中国受益，也让中国从世界受益。

　　“丝绸之路”带给唐王朝的繁盛是在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亦即公元8世纪上半叶达到极致的。当时的长安成为照亮西方的国际性大都市、“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经济贸易的中心，时常可以见到回鹘、大食、波斯和拂菻（东罗马帝国）等地的商人，而又以波斯商人最多。唐王朝的强大来自于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吸收融合，所谓“大业来四夷，仁风和万国”（张衮《梁郊祀乐章·庆休》）。通过“丝绸之路”，中华文明获得更加广泛的传播，由亚洲远达欧洲和非洲：“使去传风教，人来习典谟”（唐玄宗《赐新罗王》），“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张循之《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万里求文教，王春怆别离”（毛涣《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唐王朝的开放和繁盛，吸引了周边众多的国家前来朝觐、学习。

　　视野辽阔 胸怀天下

　　“丝绸之路”改变了唐人的疆域观念，他们看世界的眼光更为远大、辽阔。盛唐边塞诗人高适说：“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蓟门行五首》其二），中唐诗僧庞蕴说：“大唐三百六十州，我暂放闲乘兴游”（《诗偈》其一〇三）。早在太宗时期，唐王朝已经“北殄突厥颉利，西平高昌，北逾阴山，西抵大漠。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新唐书·地理志一》）。广阔的疆域、古老的文明，吸引了周围世界的关注：“西方之戎，古未尝通中国，至汉始载乌孙诸国。后以名字见者浸多。唐兴，以次脩贡，盖百馀，皆冒万里而至，亦已勤矣”（《新唐书·西域传下》）。这些从前不与中国接触的地区和国家，不远万里，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朝贡者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