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小说语言的基因

　　不管把小说的起源追溯得多么辽远，我们都无法否认小说最主要的根系牢牢地扎在说书人的书台。就算小说生产与消费的现场早已从书台移至书斋，写小说和读小说的人都应该仔细聆听小说文体根基处隐隐传来的书场中那个“疑雨疑云颇多关节，绘声绘影巧合连环”的顿挫之声。理解了小说的写与读原来脱胎自勾栏瓦舍的说和听，懂得了小说穷世界之广大、极人心之精微的雄心、野心，说到底却可能只是一片不得不悦普罗大众观听之耳目的苦心，就能领悟作家王安忆一个近乎武断的判断：“我将‘诗’划为文学的精神世界，而‘小说’则是物质世界。”王安忆的物质指的是从日常出发、终究又要回归到日常的世俗性，这样的物质与精神并无高下之分，淤泥里会开出莲花，而凭空绘出的莲花却只是镜花水月而已，等不到一场真实的枯萎。

　　小说既是建基于现世的淤泥，小说家的前身既是书台上纵横捭阖的说书人，这些先天印记就一定会给小说语言带来如下特征。

　　首先，小说语言来路庞杂、真真假假、荤腥不忌。它可以唯美，因为唯美也是万千世态之一种，但自拘于耽美却会导致迅速的干涸，就像废名的《桥》难有一个收梢，它再美些，也只是一个梦，甚至是在梦一个梦。小说语言可以准确，一枪击中一个目标，因为所指毕竟是能指的磁石，完全摆脱所指的能指是不可想象的，但它也可以言不及义、王顾左右而言他，因为现实里的语言有多少是直奔靶心而去的呢，我们的“说”更多时候只是一个个“消逝的中介”，指引，然后消逝，从来不驻留，就像莫言的“耗费”的写作。

　　其次，叙述语言绝对地优位于人物语言，所谓的小说风格很多时候就是叙述语言的风格，这是因为小说的推进无非就是叙述人之叙述的铺陈，而人物的说也是被叙述人的叙述所叙述出来的。正是由于认识到叙述语言的优位性，苏童的大多数小说索性去掉人物语言的双引号，让它们成为间接引语，一种被叙述语言改造和统摄的人物语言。明乎此，写小说的人就应该领会，动笔之初，自己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属己的叙述声音。

　　余华说：“小说的第一句话，就好比一个人刚从子宫里出来，要是脑袋挤扁了，这个人就不会聪明。”余华对于“第一句话”的推敲就如同歌唱家的试声，他们都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调”。不过，叙述声音的合适与否实在微妙，以至于太多小说家都在感慨，开头是难的。其实，万事开头难，头开好了，一切也就顺畅了。比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这样开头的：“卖豆腐的老杨和赶大车的老马是好朋友，老杨对人说起朋友，第一个说起的就是老马，老马背地里说起朋友，却一次也没有提及老杨，外人不知底细，都以为他们是好朋友。”这个开头一下子确立了一个在是不是朋友、当不当朋友之类的世情泥淖中迷失却又徒劳地想一一厘清的倔强的叙述声音，有了这样的叙述声音，刘震云那个既无奈又激越的喟叹也就呼之欲出了：到哪里去找“一句顶一万句”的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