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四十年，国内外唐代文学研究发生巨大的变化，有一段时期杜甫研究则相对寂寞，大约因为积累太厚，突破为难。我特别希望几部杜集新注的出版，能带动杜诗研究的新潮——在中国诗歌史上，杜甫太重要了，是任何研究都无法回避的。

　　一个月内见到两种新出的杜诗全注本，一部是清华大学谢思炜教授的《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简称谢注），另一部是日本下定雅弘、松原朗教授主编的《杜甫全诗译注》（讲谈社2016年6月，全四册，已出二册，简称《译注》），加上两年前萧涤非先生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3月，简称萧注）的问世，说最近两年是杜甫研究的丰硕时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异议。

　　那么，这三种杜集学术定位和编纂特点如何，各具怎样的体例和成就，这是读者希望了解的。以下试述所知。

　　请让我从相对独立而自具特色的《译注》说起。该书作为讲谈社学术文库创刊四十周年重点书，执笔者多达37位，是继铃木虎雄《杜少陵诗集》（《续国译汉文大成》，国民文库刊行会1928-1931年）后的第二部杜诗日文全译本。吉川幸次郎的《杜甫诗注》是一项计划二十二卷的弘大工程，到他去世仅出版五卷，2012年兴膳宏教授据遗稿整理开始在岩波书店出版新补，远难很快完成。《译注》是一部吸取中日学界研究成绩，以一般读者为阅读对象的普及性大型读本，读本选用仇兆鳌《杜诗详注》为依据，将萧注列为重要参考书。其内容包括以下几项，一是原诗附训读，二是诗型和押韵的简单说明，三是题意，讲述主旨，写作时间、地点等，四是现代日语翻译，五是语释，择要解释杜诗中的语辞和用典，六是补说，对历代异说，择其重要者作出交代。可以说，其编纂目标是为普通日本民众提供全面阅读杜诗的读本，不在学术原创，但在简明定位下，也包含许多刻意的追求。如为说明杜甫的任官，“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条，用王勋成《杜甫初命授官说》（《唐代文学研究》11辑，2006）、《杜甫授官、贬官与罢官说》（《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韩成武、韩梦泽《杜甫献赋出身而未能立即得官之原因考》（《杜甫研究学刊》2008年第3期）三家之说；“检校工部员外郎”条，用拙文《杜甫为郎离蜀考》（刊《复旦学报》1984年1期，日译本见《生诞千三百年记念 杜甫研究论集》，研文出版2013）。对杜诗的解读，因为要逐句日译，体会也特别深切。如《兵车行》，认为第9句“行人但云”的讫止范围，异说纷呈，有谓直至诗末皆行人语的，有谓当句而止，有谓到第29句“反是生女好”为止，有谓到第31句“生男埋没随百草”为止，中国注家常会忽略。日本学者的独到见解，也多有揭示，如《三川观水涨二十韵》，《草堂诗笺》认为杜甫之意不在水，每句触及时局。吉川认为是避难山中作，不能及时获得朝廷消息，无必要附会时事。《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左将吕虔刀”所指，仇注认为指仆固怀恩，吉川以为指王思礼。《三吏》《三别》，中国学者都认为作于归华州途中，铃木虎雄以为写于秦州。一些细节的解读，有许多特别的发明，如《别赞上人》“杨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两句，引铃木虎雄说，谓“杨枝”是僧侣剔牙之具，“豆子”是僧侣洗澡洗衣服的豆粉（不是吃的），就很特别。日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解读，在追溯语源、考究真相、解释制度、体会诗意方面，用力很深，发明亦多，吉川幸次郎《杜甫诗注》即为典范著作。加上现代语译更要求对诗中的任何细节都要作出处置，无法回避，这些都值得我们仔细体会。顺便说到，美国宇文所安教授（哈佛大学）、车淑珊教授（科罗拉多大学）正分别做杜诗全英译的工作，同样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