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时代”的形成有赖于当下信息传播技术的高度发达。信息传播的技术、载体、渠道的竞争必然会导致一个问题，即信息传播的霸权与信息传播的多元共生。这是一个信息/文化主体在竞争中如何保存、凸显自身的身份、意义的过程，所以谈论全媒时代依然绕不开文化政治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全媒时代的形成是全球化进程的很重要的表征之一。因此，“全媒时代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析”便可具体为区域性文学在全球化进程何为这样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如何凸显自身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批评家来说，就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辨识、阐释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重提“中国故事”的意义正在于此。

　　“中国”是个区域概念，“故事”则涉及叙事等相关问题。所以，“中国故事”简单说来，就是区域性文化对周遭世界的反应进入虚构的过程、结果以及发生影响的轨迹。从根本上讲，“中国故事”及其相关表述涉及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在全媒时代中中国文学的文化政治问题。如果没有更好的概念和观念来描述这个问题，那么，如何阐释、如何不断拓展这个概念在批评实践和文学史描述中的可能性，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首先，这个概念在近些年被不断提起，是有其现实依据的。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等文学现象和话题总是与“中国故事”的批评话语相关联。因为这些文学现象从内部根植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在外部又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分工有直接联系。

　　其次，这个概念的起源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中国故事”并非只是中国日益深陷全球化市场之后才有的文化问题。“何谓中国”、“中国去往何处”等深层焦虑一直伴随着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或者说，“中国故事”与中国“走向世界”的国家历史进程始终紧紧捆绑在一起，前者是后者的民族性焦虑在文学上投射的结果。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中国故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必然表现为不同的主题和形式。严格来说，产生于新世纪文学界的“中国故事”话语，是当代文学面对当下国家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一种提问方式，更旨在提出不同的特定的时代问题。

　　再者，“何谓中国”(“中国故事”中的“中国”)是“中国故事”的意义核心，即如何描述、判断、想象中国决定了故事的基本框架和价值形态。“中国故事”在历史维度中向“虚构”和“叙述”敞开了多种面相。这便意味着“中国故事”不仅是让多种事件和价值观形成复杂张力关系的批评概念，而且可能成为动态地描述历史形态的历史或者文学史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