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应该美文化，这美文之“美”就是指《诗经》以降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在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流注和诗意表达，换言之，就是倡导文学作品文质俱臻，将优秀的主题装点上优雅的技巧外衣。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当前的一些文学作品虽偶得美文之形，但从根本上距离“没有刻意雕琢与修饰痕迹”的美文之实尚有距离，毕竟在文质俱佳的小说中蕴藉着一份敏感细腻的情思，含纳着一份渊穆澄澈的思考。文学创作最重“品性”，而“品性”的直接体现就是语言，“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此其谓也。凡词语在完成表意任务后，都有一个品位的比较，倘若某一作家的作品语言浸淫着传统文化的沉实与厚重，其“品位”就比较纯正雅致，就不仅是一具代码符号的枯树，而是一片景致诱人的丛林。衔华佩实的文学精品，无不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提供着诱人的景致，让读者驻足凝眸，屏神咀嚼，体味作品传递出的神气与精魂。近年来我国文学创作保持着亢奋勃发的强锐之势，很多文学作品在文坛内外反响强烈，一些作家的作品已经为世界文坛接纳和认同。但相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挺秀繁茂的创作景象而言，当今小说创作仍呈枯萎黯淡之势，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代作家传统文学底蕴的孱弱和现代化意识的淡漠。

　　我们知道，农业文明是中国社会演进的文化母体，中国文学是在农业文明滋润下发育成长起来的，因此与农业文化相关的写作从来都是中国文学的传统，甚至这种传统时至今日仍为许多作家所秉持和承继。农业社会对于中国作家而言，不仅是一个硕大的形态体量，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存在，当代作家不能也无法切断与农业社会内在的精神链接。2013年韩少功的《日夜书》、贾平凹的《带灯》、乔叶的《认罪书》和苏童的《黄雀记》等长篇小说之所以轰动文坛，是因为这些作品尽管把彰显现代人的价值追求作为旨归，但其叙述的坚实基础仍然是中国乡土文明。于这些优秀作家而言，其创作的思想意蕴已切入现代化的肌理，而素材仍取自农业社会，换言之，他们从中国农业社会中提取叙述材料，借以表达引领社会发展的时代观念，从而在艺术效果上实现对题材本身的超越。

　　而作为一种特定历史范畴的现代化，是指人们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对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体制机制、法制规范和社会结构等进行全方位调整完善甚至重塑再造。面对现代化这一历史性课题和战略性任务，作为先进文化建构者和传播者的当代作家理应率先在意识和行为上与现代化进行对接。近年来尽管当代文学创作取得不菲业绩，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力量，但在现代化大潮面前仍然有些局促茫然、步履迟缓。早在20世纪90年代，批评家们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未来就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期待，认为当代中国作家经过现代化思潮的启蒙和洗礼会更加成熟与理性，能够创作出与世界文学全面接轨的精品力作；更有一些人认为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中国应该像拉美一些国家一样在这一阶段孕育培植出一批誉满全球的优秀作品。而客观事实却让批评家们的推断和预测大打折扣。在21世纪已经过去的14年时间里，当代文学创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进步着，同时也失落着。进步产生于文学话语的日趋自由和人性的不断解放，而失落也出自同一个原因。文学话语的自由造就了创作和阅读的多元化格局，而人性的解放则使阅读群体更加趋向感官，致使传统文学价值逐步发生动摇和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