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文学理想主义的接力棒是否还能传递下去，是当代作家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否可以这样说，在这样一种历史的断层之下，他们的坚守与责任已经被拧压成一座纪念碑。碑正面是对于过去的昭示，是历史的台词；而纪念碑的背面，一个混沌凝滞的现实世界，是否只剩理想主义的亡灵在环绕？究竟文学当下的困境原因在何处，我们不能相信单方面的阐述。但一个世界性的维度已经浮出水面，看待当下文学，我们不能够再用局限的眼光。

　　“仿写”的困境及其终结

　　马尔克斯的离去，恰恰映照着故去的时光里作家的使命与焦虑。他躯体的离开却也让我们看到了压在他身下曾有的那一段中国接受史，我们可以看到书案上曾经有过的求索以及背后些许彷徨地挣扎。20世纪那些引领中国文学风潮的作家触发的文学爆炸背后，我们都能依稀看到马尔克斯的灵魂。余华、苏童、叶兆言等才俊依循着他的背影几乎瞬间将中国式个体感性的小说书写拖入更广阔的后现代领地。也难怪文学批评家朱大可说：“长期以来，马尔克斯扮演了中国作家的话语导师，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超过了包括博尔赫斯在内的所有外国作家。”这种朝圣式地仿写拉开了巨大的纵深，然而同时也留下了一道若隐若现的伤疤。

　　在他的离去时节，也恰是当年那批严肃作家在当下面对现实时最无力的时候。也许这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但不得不让人由衷地思索：形式革新的潮流过去了，留下了干巴巴的稿纸与若有所失的集体记忆，作家们现在应当用什么去把握如狂潮般袭来的荒诞现实。

　　他的语段画上了句号，但新的故事仍然需要写下去。揭开那道胎儿剪断母体脐带后的伤疤，当代作家的内在空白无疑显现出来。即便将马尔克斯对中国的神话式影响过于抬高有失偏颇，但这种阵痛无可逃避，刻骨铭心。

　　从余华的《第七天》贾平凹的《带灯》等大部头来看，这些当下的严肃作家对现实的责任感始终如一，但他们的用心似乎高估了长篇小说的能力。这也是缘何当下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问世屡屡遭遇失望的打击。用惯了重武器的作家本应当认识到长篇小说文体的内在韵律，一旦难以把握，也便容易在处理现实问题上脱臼。在莫言背后所看到的中国作家群那种讲故事的传统中，我们也同样意识到，以往的文学先驱似乎只是完成了一次嫁接，西方大师教会了他们新的讲故事方法，但当下，有些作家明显忘却了文学内核的存在，在讲述故事的渴望和人性自省式拷问的交集中不断摸索。事实证明这样的融合尚且不够成功，或者说断裂已然出现，小说并没有因此向前推进一步，作家只是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前提下引进星光，而没有意识到背后那道更为深邃的天幕。

　　在一个无论读者圈还是批评家都希望作家能对现实有所担当的氛围下，急躁是否促成文学妄图直接用宏篇书写迅速把握当前？作家的理论沉淀与创作信仰是否真正意义上地稳固了？陈平原在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时候曾说：“被称为‘重武器’的长篇小说是文学对一时代的历史内容具有‘整体性理解’的产物。在矛盾极端复杂、极端多变的20世纪中国，由于值得探究的种种原因，试图从总体上把握这一时代的宏愿总是令人遗憾地未能实现(例如茅盾、李劼人、柳青等等)。如果作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历史哲学和‘长篇小说美学’，这些宏愿就仍然诱人地、一往情深地伫立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