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初次捧读由叶廷芳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卡夫卡全集》犹如昨日，但掐指一算，已近20年了。难怪中央编译出版社不惜重金，以崭新的面貌再版了这套全集，以满足广大读者的渴望。

　　“卡夫卡热”之所以在中国经久不退，除了一般原因以外，特殊的理由是中国文化与卡夫卡文学非常投缘，两者几乎是一见钟情，并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卡夫卡与中国结缘，最初主要发生在文学层面。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这属于一种遭遇型的文学影响的发生。其中固然因为卡夫卡文学具备了一种能够吸引中国文化的独特品质，更重要的还在于当时中国文学变革的内在需求，主动地呼唤并接受了卡夫卡文学的影响。因为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文革”的浩劫，噩梦中醒来的广大民众亟于通过文学，或者说，当时也只有通过文学来排解内心痛苦的郁结，所以那时产生了大量倾诉苦难的“伤痕文学”和声讨灾难的“反思文学”，但是这些文学大多只是停留在生活现象层面进行情结的宣泄，不足以帮助人们从根本上驱散笼罩在心头阴影。

　　此时以《变形记》为代表的一些卡夫卡作品的中文译作在中国大陆出现并流传，其中许多梦魇般的文学形象和情境，不仅以似曾相识又全然不同的文学形象在许多中国人内心引发了强烈的共鸣，而且它还引导了中国人对于曾经和正在经历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索。卡夫卡文学的影响不仅开拓了当时中国当代文学的主题范畴，同时，卡夫卡创作独特的小说样式也进一步激发了当时正处于彷徨苦闷中的新时期文学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教条的叛逆。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文坛稍有成就的作家，都会承认自己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卡夫卡的影响，即使那些在小说风格或写作手法上与卡夫卡迥然相异的作家，也都坦率地承认卡夫卡对自己的影响。因为卡夫卡文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本质上属于一种精神上的契合，这在残雪、余华等人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典型。

　　中国新时期文学显然是在西方文化与文学广泛的影响之下获得了飞速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个来自西方的影响当然不仅仅是卡夫卡，还有许多近现代的西方作家与作品。毋庸讳言，有些西方作家作品在当时甚至比卡夫卡的影响更大，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各个流派，诸如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等流派的作家作品，他们都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现在看来，当时那些外来的影响大多只是喧嚣一时，不久便归于沉寂，而卡夫卡的影响则几乎遍及中国大陆整个文坛，并且经久不衰。这一方面是因为卡夫卡生前非常钦慕中国传统文化，他曾读过德译本的先秦诸子经典，尤其是老子《道德经》和庄子《南华经》，他对老庄思想不仅称颂倍加，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卡夫卡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自然也会渗入到他的文学创作之中；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典型的西方犹太人”，卡夫卡的文学创作往往是在西方文学的形态下表达了内心深处的犹太文化理念，所以他的文学形象经常被西方学界标注为“荒诞”的美学特征。其实卡夫卡骨子里的犹太文化的生活理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无论是思维习惯还是价值取向，两者之间都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所以说中国作家对于卡夫卡的崇敬和追慕，更多的还是根源于这种精神上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