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陈思和先生是复旦大学教授、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对文艺理论及当代文学现象有着细腻而深入的研究。本报记者日前就当代文学现象、好的文学作品如何发生、如何推动当代文艺繁荣以及文艺评论所应起到的作用等问题采访了陈教授。

　　深刻的记忆与好作品联系在一起

　　学术周刊：陈教授，您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已经超过30年了，可以说见证了当代文学起起落落的漫长经历。回顾您的文学批评历程，有没有令您记忆深刻的文学现象？

　　陈思和：其实，30多年的光阴，文学史上只是一瞬间。有时候一个时代的文学，在某部文学史著作里不过一两页的篇幅就概述过去了。但是20世纪的文学是中国社会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开端，这个发轫期来得非常猛烈，辞旧布新，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虽然在未来的文学史上，这100年可能只是一个瞬间，但是它的重要意义不容置疑，留下了很多问题，也留下了很多思考，会引起未来学术界的长期讨论。

　　1977年恢复高考，我是第一届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接受教育的学生，后来留校任教，研究现代文学。当时的文学创作尚处在“伤痕文学”的草创阶段，但已经起步。社会正在走向改革开放。文学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时俱进，迅速反应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唤起人们对生活的思考。这是现实主义文学最有魅力之处。我被这样的文学深深吸引住了，所以从学术研究中转移注意力，转向当代文学批评。

　　在考入大学前，我曾经在一家图书馆做过书评工作，但正式介入当代文学批评的，是在1978年8月。当时我的同班同学卢新华写了一篇小说《伤痕》，控诉了“文革”给青年人带来的心灵创伤。小说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我与卢新华关系很好，我们不仅是同班同学，而且还同年同月同日生，这是有一点缘分的。我发表评论文章，肯定了《伤痕》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这以后，我与当下的文学创作发生了30多年的交集，文学评论成为我的主要工作之一。

　　除了“伤痕文学”外，对我来说，记忆深刻的文学现象有过几次：一次是1984年底在杭州参加会议，讨论“寻根文学”。那时候也没有“寻根”一说，是当时张承志发表了《北方的河》这篇小说，贾平凹发表了《商州初录》，阿城发表了《棋王》等，这些新小说不是按照以往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写作的，却展示了隐藏在生活底层的传统文化的某些东西，这些奇异的文化现象介入创作以后，在小说美学上产生冲击力，形成新的美学视野。这个时候西方文论也开始大量被译介进来，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又一次发生交汇，我觉得自己的学术视野被打开了。我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找到了一条介入当下文学创作的路径。

　　还有一次是在1990年代，张炜创作了《九月寓言》，在“寻根文学”基础上更加推进了一步。他把民间传说、野地趣味、魔幻手法、当代情怀都熔为一炉，小说文本里处处散发出奇异火苗，传统的文学批评原则与措辞无法解读这样稀奇古怪但又是自然天成的文本。如果说，寻根文学产生的新的小说美学还是粗糙、人工的，那么《九月寓言》形成了炉火纯青的小说美学。我意识到这是一场小说美学的革命，需要有一套新的批评观念和批评词汇，才能真正解读这样的作品，以推动文学创作的创新。结合解读《九月寓言》《心灵史》《长恨歌》等作品，我开始立说“民间”的批评观念和文学史观，进而形成了一套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言说。

　　再有一次就是新世纪以后的长篇小说井喷现象。新世纪之初，余华的《兄弟》、贾平凹的《秦腔》《古炉》、莫言的《生死疲劳》《蛙》等一大批作品，当然这些作品有的当时是有争论的。抛开这些不说，我们从这里看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经过“寻根文学”、“民间”书写，又回到了作家创作，并发挥出批评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的创作方法，与以前的现实主义有着区别，它们融合了许多新的艺术元素。我把贾平凹的创作归为一种“法自然”的现实主义，把余华的创作归纳为“怪诞”现实主义。在“法自然”的现实主义一路里，王安忆、方方、林白都是代表性的作家；在“怪诞”一路，还有一位作出重要贡献的是阎连科。莫言也属于“怪诞”一路的现实主义作家。是这批作家把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推向了艺术的高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以作为这一高峰形成的标志。

　　作为文学评论者，我的深刻记忆都是与好作品的诞生联系在一起的，好的文学作品刺激批评家的观念更新与理论创新，批评家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反过来也会帮助作家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