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素予

　　受访者：谢冕

　　一个人的新诗史：

　　诗歌的理想是自由，倘若离开了自由的表达，我们可以不要诗

　　素予：您从1958、1959年就有《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后来一直研究新诗，到1980年写出《在新的崛起面前》即“第一个崛起”支持朦胧诗，直到现在一直进行新诗的研究和探索，作为新诗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引导者，在与新诗同生共长的过程中，您觉得有哪些得与失？

　　谢冕：我从少年时代就喜欢诗，有古典诗，也有新诗。古典诗，它站在高处，我是仰望的；新诗就在我身边，很亲切。古典诗好像一座高山在那儿，我觉得我很向往，但是心向往之而不能及；新诗是身边的，好像就是朋友，对新诗本来就有一种很亲近的感受，大概也是由于语言的问题，因为我们用的是现代汉语。应该说我从少年时代就是诗歌少年，很喜欢诗，而且也学着写。年纪大了对成熟的人生回顾起来，我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幼稚，那么天真，居然写了那么多。但是那种感情是很淳朴的，对新诗很热爱。我从新诗当中懂得了一个道理，即诗歌和人的情感、和人的内心世界是有关系的，特别是和自由的内心世界、一种无拘束的情感是有关系的。倘若离开了自由的表达，我们可以不要诗。正是因为诗歌是和心灵非常接近的一个文体，所以我们很喜欢诗，热爱诗。我是受到了“五四”新文学、“五四”新诗革命的一些前辈的影响的，我觉得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得那么充分，那么无拘无束，这个境界实在是太美好了，我也要学。那时候，我知道胡适，知道郭沫若，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诗人，何其芳、卞之琳、林庚等，我觉得他们的表达更契合我，和我更加靠近，我就是这样接近了诗，学习诗，梦想做诗人。

　　我17岁的时候，中国大陆解放了，我自己也投身革命，穿上军装，那时是非常自觉自愿的，也是很真诚的，几乎没有任何一种世俗的考虑，就是我要告别旧中国，我要建设新中国，因为旧社会对我来说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饥寒交迫、路有饿殍的一种状态。进入新社会，我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新问题，即我如何自由地表达我的内心世界，表达我所向往的自由。我认为诗歌的理想就是自由，新诗尤其要自由地表达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我遇到了一种幻灭的感觉，这是非常矛盾的一种心情，一方面我非常热爱新的社会，但是我又在这个新社会当中不能自由地表达，觉得心怀恐惧。这是当时我由少年转入青年时代最深切的一种感受。从那以后，虽然我还写，但是我所写的不是我想写的，我是按照一种理念、一种号召来写的，那不是真实的我，而且“我”也消失了，“我”的消失是最严重的一个事件，诗不能表达一个活生生的、有活泼的思想和情感的我，那是最可怕的一个事情了，不幸这个事情发生了。这就是我最终放弃了诗歌理想、放弃写作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我不能自由表达，如果那样写下去，我只能是三流四流的诗人，一流二流的诗人我做不到。有些人说新诗的路越来越宽广，其实不是，是越来越狭窄，甚至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长话短说，我经历了这些以后，它的标志就是我放弃做诗人，一种恐惧感，一种紧张感，使得我放弃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