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而来的热，让人有些焦躁不安，适逢端午放假，就想逃出去。于是西去银川，除了找个清凉所在，还因为那里有一个写诗的小兄弟。临行前联系他，一路上四个小时，他的短信发了五六次。到达银川的时候，已经下午七点了，没有想到，农历五月的银川依然燥热，与我十多年前来留下的印象大不相同。看来环球同此凉热，我们生存的环境已经逐渐雷同化了。

　　一下车，刚从工地上下来的兄弟就跑到车站来接我。见面颇费了一点周折，车站前后门之误，就让我知道了他所在的城市与他存在的隔膜。他黑黝黝的脸庞和几年前相比，多了坚韧和成熟。

　　迎着夜风穿过银川的街道，在一家四川风味的小排档里小酌，算是为我接风洗尘。我们说起十多年前，尚在一所村学当代课教师的十八岁的他通过邮局寄来一大摞手写的小诗和短文，也说起他忽然搭乘班车来崇信县城找到我，向我请教写作。我们还说起我于某个黄昏突然带着家人出现在他家的村子里，当然更说起的是十多年过去了，他依然在艰苦的环境里坚持创作，并被贴上了打工诗人的标签，大量阅读，勤奋写作，散文、诗歌、小说，都在尝试并日渐成熟，我一再说，最近在刊物上看到他写酒的一组诗，特别有味道，能看出进步飞快。他憨憨地笑笑，钱越来越难挣，现在都很少写了。我说，纸上不写没关系，只要心里写着就成！一杯酒碰过去，溅起清凉的啤酒花。这一晚，我是外来人，他是银川人，他在尽地主之谊。

　　第二天，他照旧去上班，从城东到城西，把市民或机关预订好的家具搬上楼，安装好，收清余款，向家具城老板计件领取酬劳，这是我想象的情形。九年了，他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这里，走街串巷，楼上楼下，帮别人安置好了一个又一个家，他却不停地在变换出租房。他在诗里写：“这些年，银川的房屋拆迁得特别厉害/而我们这些客人，老得搬家/每拆一次就搬一次/今年，在东边/明年，在西边/搬来搬去，就像一座浮萍/找不到合适的/安放空间。”当然，我知道，这种安放空间不是身体的安放，更多指的是心灵的安放。

　　十七岁那年，他不堪家里的贫困，出门寻活路，四处漂泊，近处去过西安，远处到过北京、天津和青岛，浪迹天涯的打工日子里，他写下这样的诗：“我望着星空发呆/周遭的冷抖动着他乡的躯体/在命运不属于自己的季节/我不得不学会忍耐……”好在，银川终于成为他稳定下来的城市，将近十年的光阴，他开始慢慢融入了这里，特别是以自己填充了无数寂寞暗夜的文字获得了银川的认可，他加入了银川作协。他的汗水洒在银川的土地上，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当地的报刊上，粮食、农民、民工、黄土地里的父母，还有家里的那头老黄牛，一一被他用原始的、朴实的语句呈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