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是亨利·詹姆斯逝世百年。在离世前两个月，这位出身美国波士顿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小说家正式归化为英国公民。詹姆斯选择了“异乡人”的命运和“自我流放”的生活，但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身处异乡的詹姆斯深刻地理解和表现了美国文明的基本观念，洞悉了这些观念内在的价值、巨大的力量和同样巨大的道德风险。

　　整整一个世纪前，1916年2月28日，已经旅居英国三十年的西方现代小说大师亨利·詹姆斯　(1843—1916)病逝于英国乡间的居所，享年73岁。此时的欧洲正是战火弥漫，遍地硝烟。这场已经肆虐了两年的战争，对欧洲年轻一代的文化人而言，将会成为精神上的创伤记忆;而对詹姆斯这样已经步入暮年的西方人，战争的野蛮和破坏性，意味着他所熟悉的那个19世纪的欧洲文明，包括其所累积的文物精华，顿成齑粉，如烟飘逝。虽然感到自己如同一个面临深渊的“幸存者”，詹姆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却是繁忙和不平静的。大战伊始，抱着病体的詹姆斯就开始为他的第二故乡英国积极奔走。他在英美报刊上撰文支持英国，还担任了美国医疗志愿救护队的名誉主席。在1916年1月1日，詹姆斯正式归化成为英国公民。詹姆斯的归化仪式是颇为隆重的，当时的英国首相是他的保证人之一，而英国的内务大臣则亲自签发了他的公民身份文件。不过，与T.S.艾略特皈依英国国教并成为英国公民有所不同，詹姆斯的选择还有一个现实的考虑:他不希望自己在英国乡间居住时，会因为外国人的身份而被审查和监控。对于战争的双方，詹姆斯的态度也保留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模棱。虽然他站在英国一边，詹姆斯对美国的反德言行却又“深感厌恶”。在辞世之后，遵照詹姆斯的遗嘱，他的骨灰被送回美国，最终归葬于波士顿的家族墓园。

　　詹姆斯放弃美国公民身份的决定，如他自己所预言的那样，让美国人感到不满和震惊。实际上，美国主流文化界对詹姆斯的不满由来已久。虽然詹姆斯已经成为欧美文坛上的巨擘，而他的小说和评论也已是经典中的经典，但美国主流文化界对詹姆斯的看法却一直比较负面。美国文学一直是一个政治色彩颇为浓厚的文学传统。经过了清教殖民和独立革命的美国人，在意识中很早就确立了“美国”与“欧洲”的二元对立:大西洋的这一边是“民主”、“平等”和“质朴自然”的

　　“美国”，而那一边则是“封建”、“等级森严”和“繁文缛节”的“欧洲”。虽然在历史上，美国人对欧洲文化和艺术的依赖程度颇高，但美国人对自身文明优于欧洲的信心却丝毫不减。生于1843年的詹姆斯在他的青年时期，还能感受到美国超验主义和浪漫主义运动的遗风余韵。这场1830年前后兴起于新英格兰的文学与思想运动，其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确立美国本土文学和文化的价值与独立性。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始终对欧洲文学情有独钟的詹姆斯，自然与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这样的美国文学的开拓者们志趣相异。内战中，詹姆斯没有从军参战;从1884年起，詹姆斯更是长期旅居欧洲，远离内战后正经历剧烈变

　　迁的美国社会。这一切都似乎“坐实”了美国许多文化人对他的指责:一个“欧洲化”的美国人，与美国的民主社会格格不入，甚至是美国文明的陌路人。时隔多年后，詹姆斯在1901年终于重游故国，老罗斯福总统宴请了这位已经蜚声欧美文坛的小说家，不过他也认定詹姆斯看似一个缺乏“男性气质”的“异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