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家明

　　高尔基曾说：人一生最伟大的事业，就是做一个真正的人。我最近写了一篇关于高尔基的文章，题目是：《一个人的诞生》——通过读书，一个真正的人诞生了。对于读书和读书的作用，高尔基是最好的例子。他只读过两年半小学，却因为读书成为文学大家。读书的重要，其实不必再说道理，但一个人是怎样读起书来的，倒是千差万别。这里面有偶然（缘分），有必然（上学），还有许多不可知（你遇到的第一本课外书是哪本？从哪里得来的？那时你多大年龄？以后你又陆续遇到了哪些书……）。

　　高尔基11岁被外祖父赶出家门，后来在一艘“善良号”轮船上得到一个洗碗的工作。在这里，他的顶头上司、厨师斯穆雷引起了他读书的兴趣。这位黑胡子的斯穆雷是个怪人，他不知从哪儿弄了一箱书，总是让高尔基给他念，一本一本的念，因为他有一个顽固的想法：人跟人的差别，都在脑筋上面；一个人想聪明，得多念书；正经的书固然好，坏的魔道书也好，要把所有的书都念过，才能找到好书。念不懂就念七遍，七遍再不懂就念十二遍。为了让高尔基给他念书，他甚至让别人替高尔基干活。船长太太借给斯穆雷一本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高尔基念到塔拉斯杀了儿子的地方，斯穆雷哭得泪流满面。他们还读了司各特的《艾凡赫》、菲尔丁的《汤姆·琼斯》，都是经典。不过读得最多的还是《荷马遗训》《炮兵札记》《害虫臭虫驱除法》《撒克逊劫后英雄路》之类。许多怎么也念不懂的话，小高尔基使劲从声音中体会其中的意思……他就是这样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再后来他靠文字为生，与读书永未分离。他的自传体小说《在人间》里，关于读书的故事最为动人，也最为有趣。

　　我是怎样读起书来的？“文革”初始时，我12岁半，青岛的中学红卫兵闹得不亦乐乎，学校图书馆被砸了，许多书被焚毁或送造纸厂化浆，连市图书馆也被“革命”了。一些年龄稍大的学生成麻袋地把书用自行车驮回家去，于是这些书就在同学中流传。我家住在市图书馆附近，也曾跟着学兄学姐们从砸碎玻璃的窗子进去，抱回一些书。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太小，在家没事，唯有读书，拿到什么读什么。回想起来，当时比“文革”前能够读到的书还多得多。最早有鲁迅的《坟》，长篇评书《武松》，还有《欧根·奥涅金》《血与沙》《女皇王冠上的钻石》《珍妮姑娘》……通过“地下”交换，16岁之前我已读了大多数中外文学经典。有一本在外地当兵的大哥的藏书《初升的太阳》，苏联纪实小说，讲述一位15岁就去世的小画家的故事，我读了十多遍，对我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正是在这本书里，我知道了屠格涅夫、达·芬奇、伦勃朗、列宾和苏里柯夫，引起了我对文学和绘画的极大兴趣。可以不夸张地说，我的人生是从这本书开始的。读书为我展现出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宽广的、迷人的世界，激发了我无限的想象，心里的充实、快乐、激昂乃至甜蜜的忧伤交织在一起，让我在那动乱年代里，在青岛这座小城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悄悄地知道了作为一个人和世界的种种奥秘。

　　那时读书，胃口很好，食量吓人，无论什么难懂偏僻的书都可以囫囵吞枣地读下去。比如两本描写苏联商业的小说，一为《店门大开》，一为《我们切身的事业》，竟也读得津津有味。现在想来，其实是借助那小说发挥自己的想象。我当时读的书很多是残缺不全的，《叶尔绍夫兄弟》就是这样，故事写到伤心至极的廖丽亚爬上铁梯打算跳入钢水自杀，结尾几页缺失，不知结果如何，让我惦记了许多年，想象了多种可能。这种伴随着读书产生的联想、想象和再造，是读书独有的魅力。文字表面上是抽象的，它既无具体形象、色彩，也无声响，但读者读的时候脑子里会出现一个个场面，因人而异，甚至完全不同。读书，就是与古人、智者、怪人等等对话，总是伴随着思索和激情。所以，读书对于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智力，有着无法言说的作用。这与如今的影视和图像阅读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