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休闲”与“读书”同行，让二者心甘情愿地走到一起，而不是拉郎配，绝对是个有趣的话题。这里不谈富二代，不说啃老族，也不提失业者或工作狂，说的是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学会劳作，学会休闲，学会将劳作与休闲有机结合，学会将自由自在的阅读作为一种休闲方式……

　　当下中国，有两个值得仔细琢磨的好词，一是“休闲时代”，一是“书香社会”。前者是现象描述，后者是理想表达，二者不能等量齐观，但若因缘凑合，也不无结盟的可能性。

　　“休闲”自古就有，且颇受哲人的关注。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便将“休闲”看作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人们以战争求和平，以劳动求休闲。”至于中国人，更是在创造及享受“休闲”方面有特殊禀赋，以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用英文撰写畅销书《吾国吾民》（MyCountry and My People）和 《生活的艺术》（TheImportance of Living），专门用道家哲学以及明清文人的生活趣味，来针砭美国人之不懂得生活。可惜那个“伟大的悠闲者——中国人”，虽有文献依据，却只属于特定时代的贵族、智者与文人。

　　这是因为，选择休闲，有三个前提条件：第一，生活有着落，不用为衣食住行担忧；第二，可随时中断繁重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获得足够的闲暇时间；第三，有能力也有愿望摆脱惯性，寻求新的生活体验。若这么定义，则“让多数人能够摆脱劳苦工作而拥有自有时间的大众休闲（massleisure）萌芽于二十世纪，即那些能增加生产力并缩短人们必须工作时间的各项科技发明后”（参见GeneBammel &LeiLane Burrus-Bammel著，涂淑芳译《休闲与人类行为》第8页、11页，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6年）。那是西方人乐观的说法，在中国，“大众休闲”时代的来临，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

　　影响休闲的因素很多，如社会发展水平、经济能力、受教育程度，还有社会思潮等。二十世纪中国，大部分时间或兵荒马乱，或社会动荡，或物质匮乏，谈“大众休闲”未免过于奢侈。另外，还有意识形态的羁绊——在“劳动光荣”的口号下，“休闲”的身影显得很诡异，也很可疑。我在《读书的“风景”与“爱美的”学问》（《光明日报》2009年8月20日）中，谈及鲁迅1932年刊行《三闲集》，是在反击成仿吾对他“有闲”的指责；另外，“以‘三闲’名‘书屋’，对于那些以无产阶级名义‘垄断革命’的人来说，绝对是个很大的讽刺。”其实，“有闲”等于“有钱”等于“有罪”这样的荒谬推论，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并不十分陌生。记得“文革”期间，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我曾经春节不休息，跑到养猪场去捡拾猪粪、打扫猪圈，借此改造读书人的“臭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