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羊斋史论集》 程兆奇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无论从装帧、书名或体量来看，这本八百多页的厚书都像是三家村老学究为猎取功名而炮制的一块敲门砖。但这丝毫未妨碍它居然登上了“中国高校出版社书榜”，可见中国读者挑食的门槛之“精”，也可见当今天下已无人读书的慨叹其实是有些过虑了。收入书里的专论，近半数以发生在日军侵华时期的南京大屠杀为主题。这一灭绝人性的罪行，成为战后东京审判中最令人瞩目的呈堂例证之一。

　　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国内在究竟是否存在过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上，逐渐发展出一场持久的越来越激烈的争论。把争论各家归入“承认”和“否认”两大阵营固然不错，但现在看来又难免有点过于简单化。“承认”派中的绝大部分人，实际上都不接受罹害国对南京大屠杀受难人数的估计。“拒绝”派更是拿捏住上述数字难以被确凿地加以证实来大做文章，以数字的不易确证为理由，从根本上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把它说成是一场“虚构”。在从前陆陆续续地读过书中大部分文章的基础上重新翻阅这个集子时，我禁不住一再想起《水经注》校勘史上的一桩公案。

　　《水经》本是大体成书于三国时期的一部水道提纲。经北魏郦道元详加注释，它从原先仅述及130多条河流的一个近万字文本，被扩充为包含30余万字、记录1200多条河流、征引群书多达二百四五十种的有关中古中国区域地理信息的大型著作。《水经注》在宋代即有残缺，并已发生讹舛错简和经、注文字相混淆等问题。迨至明时，字句之夺讹臆改更趋增多。入清后，对《水经注》的文本从事“更正错简”“厘定经注”“捃补逸文”“校定文字”等工作而卓有成绩者，有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大学问家。使人颇感诡异的是，“戴东原氏成书最后，……而其书又最先出”。因有担任四库馆臣、得见宫中秘本的便利，他号称自己以《永乐大典》所录《水经注》作底本，并除含糊其辞地说及“与近代本钩稽校勘”之外，绝口不提全、赵二家书，示人以从未参考过这两部早先写成的校订本之意。所以当赵一清《水经注释》在戴书（殿本《水经注》）刊印20年之后刻版行世时，就有人因惊讶其书与戴本同，而指责校刻赵书者“以戴改赵”。而全祖望的《水经注》七校本遗稿则更要后此95年，方经门人整理出版。当日也有人因其与戴书雷同而摘斥遗稿整理者以戴改全。所以王先谦著《合校水经注》时，即声称对全氏七校文本“一字不敢阑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