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他们的研究成果,诸如冯至的杜甫研究,李长之和詹锳的李白研究,李嘉言的韩孟诗派研究,陈寅恪的元白研究,岑仲勉对《白氏长庆集》、《登科记考》、《全唐诗》和《全唐文》作者的考订,朱自清的李贺研究,张尔田的李商隐研究,闻一多的《唐诗杂论》,孙望的《元次山年谱》。罗根泽的文学批评研究,孙楷第的变文俗讲研究,向达的唐代俗讲研究,王重民和郑振铎的敦煌变文研究,唐圭璋的温韦、二主词研究,赵景深的小说研究等,都代表着20世纪上半叶唐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对后来的研究影响深远。从文献整理到理论建构,从微观考察到宏观把握,从个体研究到群体研究,从断代研究到时段研究,从文学的外部研究到文学的内部研究,从作品内容的阐释到艺术传达的探讨,从作家外在生活经历的考订到作家内在个性心理的分析,都有显著的变化和突出的成果。
关键词:文学研究;学术;成果量;研究成果;政治;变化;杜甫;诗歌;敦煌;年产量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20世纪国内的唐代文学研究,有四个高峰年、四个低谷段、六个转折年。从总的趋势来看,前80年发展缓慢,后20年发展快速。成果年产量虽然变化不定,但变化的阶段性非常明显。1923年以前成果年产量极低,1924-1948年有较大增长,1949-1965年缓慢上升,1966-1977年又降至波谷,1978-2000年则一路走高,1985年达到最高峰,此后稍有回落,在小幅振荡中平稳前行。成果量的变化,既受内部学术机制、学术平台的推动,也深受外在社会政治局势的影响。政治对学术的影响,有时是同步共振,有时会延后反应,有时是正面促进,有时是负面阻碍。从研究格局来看,“三重三轻”(重诗歌、重盛中唐文学、重个体作家研究,轻散文、轻初晚唐文学、轻宏观研究)的现象相当突出,个体作家研究的分布格局尤其失衡。
作者简介:王兆鹏,武汉大学文学院
本文尝试从计量学术史的角度,考察20世纪国内(不含台湾和港澳地区)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量的发展变化,以了解不同年度、不同时段的作者队伍构成和研究格局的承传演进。
一 成果量的年度变化
20世纪百年间国内有关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总量为23404项①。其年度分布,见表1。为直观呈现其年度变化,兹用柱形图来表示,见图1。

表1和图1直观地呈现出20世纪国内唐代文学研究成果年产量的发展变化,这是定性分析方法无法观察到的景观。图1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哪些年份是高峰年,哪些年份是低谷年,哪些年份在快速发展,哪些年份又停滞不前,哪一年是关键年,哪一年是转折年。表1和图1都显示,20世纪的唐代文学研究,有四个高峰年、四个低谷段、六个转折年,又有一些快速增长的年度和停滞不前的年头。

图1 20世纪国内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量年度变化柱形图
1936年、1947年、1962年、1985年,是不同阶段里的四个高峰年。为什么这四个年份产量最高,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这四个年份并不是很特殊的年份,成果量却达到所处时段的峰值,是偶然因素所致,还是历史的必然发展?为什么这4个年份之后成果量又大幅下跌?
1901-1923年、1937-1946年、1949-1953年、1966-1973年,是四个低谷时段,研究成果的年产量一直在低位运行。研究成果产量低迷,与特定的时局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除1901-1923年唐代文学研究处在自发零散的起步阶段,故发展较慢之外,其它三个阶段的产量低下都是社会政治的变化所造成。社会动乱和政局变化往往会导致学术研究的萎靡下滑。1932-1936年,唐代文学研究刚刚呈现出上行的势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导致学术机构不能正常运转、学者流离失所,故研究成果量一路下滑。1966-1973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术研究不能正常开展,特别是文革前期,学术研究完全中断,故此时的成果量极低。1949-1953年,也是在1947年、1948年的高位跌入谷底。这时候的学术研究,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扶摇直上,反而呈下滑趋势,原因也不难理解。新中国刚成立时百废待兴,从旧政权过来的学者还不知道怎样适应新的政治形势,他们需要时间调整自己的态度、立场和话语体系来进行新的学术研究。这提醒我们,研究学术史,不能简单地比附政治史,政局的新变不一定会同步带来学术正面的进展。







